历史的节气
对于学生游行，中国人并不陌生。人不激昂枉少年，指点江山的年轻人最爱跑上街头——也只能跑上街头，抗议，游行，山呼海啸，铮铮铁拳，表达着一个时代的热血和脉搏。
清末民初，有两场学生运动最令我们津津乐道，都跟丧权辱国有关，一场当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另一场是早它二十四年的公车上书。五四自不必论，早已汗牛充栋，或者人云亦云；而公车上书，则是康有为拿着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率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人，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一是反马关条约，二是提议拒和、迁都、练兵、变法。
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办法。康有为说，前三项都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
有人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参与政治运动的开端，也是维新派登台的酝酿。
然而也有人说，根本没有公车上书这回事，我们都被康有为骗了。我们所熟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所指，那就是由当时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举人多达1555人，且上书已达御前。
而由康有为所说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其实是一次流产、一次夭折，甚至是一次假怀孕，因为康有为的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去送：他的公车上书，大多根据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但是当年5月24日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
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1300名举子到都察院游行示威被拒；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
当时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者，其实远不止应试举子，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如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封疆大吏电奏反对签约者逾半。在当时，京官之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六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