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农民工
何况即使假设这2亿人最终能融入城市，并假设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农村还留有中国人口的另一半——约6.8亿。假设18亿亩耕地能在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下幸存下来，并假设农村只留1亿人口务农，需要移出的农业人口仍高达5.8亿。
这还是极为保守的估算，因为届时农村的人均耕地也不过18亩，相当于1公顷多。凭借如此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又如何追上城市人口？要实现这一目标，务农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必须继续扩大。而这只有迁出更多的务农人口才有希望。
将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移入城市工作、定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极为紧迫的任务。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50%的情况下，农业占中国GDP的份额却急剧降至不足10%。作为总趋势，这本身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标志。
但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双重障碍下，本来的好事却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无法随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的迅速下降而同步下降。
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可看出，如果50%的人口大致只能得到10%的国民收入，则城乡收入差必然不断恶化。这种局面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引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一种说法是，发达国家当年靠对外殖民，输出人口，才消化了本国的过剩人口。言下之意，当代中国迟迟无法消化农业过剩人口，似乎和中国的户口、土地制度无关，而是失去了向外扩张和殖民的历史机遇。这种不寻找自身制度原因，首先怪罪于历史和外界因素的说法，十分误国误民。
第一，当年发达国家在19世纪向外转移人口时，中国也向世界转移了大批人口。
第二，发达国家中也有未赶上殖民机会而仍实现高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例如一些天寒地冻的北欧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