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汲取当年双轨制的教训来指导今天的改革，重新界定农民的身份权利和土地权利？有人认为土地换户籍不公平，但允许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继续保留原来的土地就公平吗？
一旦允许农民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平等的市民身份和福利权利，我们就不能再回避如何重新分配这些农民原来的土地权利这一公共选择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换户籍并没有错。重庆户籍改革机制设计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对这个公共选择设计出符合正义原则的政治和法律程序。而这本是改革应有之义，当然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重庆户籍改革的机制设计回避了这个难点，有可能导致某种不良的社会后果。正因如此，对重庆户籍改革的善意批评才有了积极意义。如果对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重新分配不当，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城市内部可能更平等，但城乡间居民福利的不平等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二是原来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被搬进城市，进城农民落入城市贫困的陷阱而无处逃遁；三是无论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间，不平等都继续恶化。
因此，重新界定农民的身份权利和土地权利这一紧迫的社会转型任务，正敦促中国围绕如何处置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建设一种推动社会自治的协商机制进行改革。通过这种机制，与土地权利相关的多个主体之间，能在各治理层次就相关改革达成公正协议。
这显然不容易，但立志改革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如果不能就如何建设这种协商机制进行建设性对话，中国的城市化将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