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南海丰田、深圳富士康给工人涨工资，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改革开放30余年，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从相对角度看，好处大多流向了政府和企业。
看到因工人停工、跳楼事件引发的涨工资，一些学者认为，让自由工会或其他自发组织代表工人“集体协商”工资与其他福利是引火烧身，因为这从根本上会威胁到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了，经济发展就要受挫。
当然，这种担忧站不住脚。低劳动成本是过去和今天的现状，是暂时可以利用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要尽早终结这种状况。
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成本优势基于两个前提：物资严重短缺和劳动者权利较低。在生存权优先于体面权时，基于低人权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理解。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生存而生产的必要性逐渐降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产能过剩，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快速上升。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此时，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应逐渐下降，让劳动收入跟着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但在尝到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增长甜头之后，政府开始把坚守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变成政策目标，不许攻破了。
近几年，企业雇主的谈判地位越来越强，单个工人的议价地位越来越小，特别是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身份的农民工更没有主动谈工资的地位。于是GDP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劳动报酬占比却逐年下降。
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副作用很多。一是国内民间消费增长慢，使得经济更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二是劳动成本总是较低，消除了企业追求新技术的动力，因为用低成本的工人就能做的，企业自然不会去花钱做技术革新；三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持续太久，会使全球制造业产生的污染在中国集中得太多，子孙后代不会满意。
我不是要求各级政府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政策，或通过劳动法强制提高工人待遇。不需政府干预，而是把自由工会权等还给工人，把自由迁徙权还给公民，让他们不管出生在农村还是大中小城市，想到哪里找工作就有权利去哪里应聘，并享受那里公民的保障待遇。
一旦公民的权利、工人的契约自由与迁居自由权利得到保障，他们跟雇主谈价的地位就能提升，获得体面工作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通过雇工和企业的动态博弈，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才可建立。我们不能再留恋基于低人权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保住低劳动力成本，而是恰恰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