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巴西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为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干涉经济，这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巴西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就业率低，结果，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的杀人案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是美国的5倍。虽然巴西多年来都对外资持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外国公司反而不愿来此投资。国外银行往往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这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这是个成功的模式吗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我们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的基尼系数偶尔上升，这恰是由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东亚模式是真正的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刻意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不知是何道理。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巴西当时的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这一方面归功于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的资源加强社保。在2009年的4万亿元（5 850亿美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拉美化色彩也开始被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