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讨论，有一条界线容易被混淆，这就是中国的权利和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权利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本文以世贸组织的基本电信协议为例说明，首先是中国拥有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但意味着中国应该取得它相应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和长期的利益。因此，不能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看成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应尽义务，更不能把中国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理解成中国“屈从”发达国家的压力，甚至是什么“正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下怀”。至于中国为了实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究竟愿意支付并最终实际支付多大的代价，取决于一系列环境条件和多边协商谈判的过程。本文的主张是，坚持中国电信业对外开放的方针，正确行使“在竞争中开放”的策略，即便一时不能完全达成多边协议，中国也应该立即开始双边的电信对外开放。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最早缔约国之一，但是在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即“入关”）的要求。这一点不难理解。在闭关锁国的环境当中，“开放”似乎注定会加害于“独立自主”，因此“入关”不但不可能被看成中国的一项正当权利，反而有极大的可能性被视为“出卖中国经济主权”。
“入关”作为中国的一项权利的意识，是逐步成熟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加，中国货大量出口的同时，“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逐步成为引进外国资本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活动”成为如此众多的普通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条件和交易环境，变得让许多普通中国人也敏感起来，而不再是毫不相干的国家事务。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基础。没有一个如此广泛的基于实践的理解，中国的谈判代表要坚持长达13年、至今仍未完全成功的谈判，那可绝对就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了。
但是，甚至中国总理亲自出马访美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尘埃还是没有最后落定，变数重重。挫折感之余，一个老问题重新浮出了水面：“中国坚持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究竟意义何在？”我的认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应当坚持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坚持这项权利，对中国利大于弊。诸利之中，关键产业和市场对现代跨国公司的开放，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分割，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格局，对中国尤为重要。经验已经证明，闭门改革，解决不了对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行政性分割的顽症。进一步开放固然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新的中国市场机会，但也给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市场结构带来新的希望。
且以电信业为例。众所周知，加入世贸组织的门槛之一，就是缔约国必须加入乌拉圭回合中三个主要的多边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基本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其中基础电信协议是1997年2月在日内瓦由6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这些占有全球电信市场90％（约6700亿美元）的电信协议国，彼此承诺彻底结束电信业的垄断和封闭，按照不同国家的情况，分步互相开放基础电信设施和服务的市场。虽然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是一个复杂的合约体系，但关键承诺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各加入国的电信公司可以按照步骤互相进入各自的基础电信市场，包括开放基础电信服务的竞争和对电信企业投资参股、控股或建立独资的电信公司。那么，中国要不要加入上述基础电信协议呢？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的基础电信协议，对中国的电信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