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把国有产权改成“可交易的权利”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是的，如果“改得成”，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承认，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改。一类原因，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认为无条件地保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产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国有资产都可以自由交易，谁出个合适的价钱谁就可以买走，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不管学者们是否同意这样的意识形态，现实的情况是，国有资产绝无可能立即具有“可交易”的属性。
另一类原因，即便国家愿意使部分资产具有可交易性，也会遇到“定价难题”。我们晓得，资产定价是经济学上极为复杂的一个题目。按照账面资产值定？按照重置成本来定？按照资产的市场供求平衡价来定？还是按照预期的资产赢利潜能来定？同一堆资产，卖价可以天差地别。关键的问题，资产定价是对资产未来收益的估价，怎么也驱赶不走“主观”的因素（比如期望值）。在资产属于国家的情况下，究竟按照什么原则来定价，挑战就大了。究竟把谁的“主观”因素加入到国有资产的定价过程中去呢？有人会说，当然是“国家的”。那么“谁”是“国家”呢？这就麻烦了。因为从帝制被废除之后，至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说“朕即国家”。现代国家其实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变成了一个“程序”，而所有国家公务员，都只是在国家程序的不同环节上依法履行各自职责的代理人。国有资产定价，不是任何一个公务员凭他的主观估价来定价，而是经过一个程序来定价。
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应该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公共政治程序。程序的客观性，越来越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支持性因素。因此，要通过国家程序给国有资产定价，客观标准十分重要。对于这样的程序，资产定价最客观的标准，看来看去，似乎只能是“资产的账面净值”。问题是，一旦投入市场，资产所值可能偏离其账面净值甚远。如果国家代理人在资产的实际所值低于账面所值的条件下交易资产，那“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不要以为高于账面净值的国有资产交易就一定容易。“国家”真的知道实际究竟“高”了多少吗？假定100元账面净值的国有资产，市值150元，现在国家代理人在110元的价位上成交，然后私分40元。你说，国有资产是增值了，还是流失了？弄来弄去，政府不得不宣布“国有资产不能‘一卖了之’”。可是要是统统不准卖，即不准交易，国有企业的问题又如何“了之”呢？
有人可能以为，国有资产根本无须易手，同样可以加入市场竞争。国有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参与市场竞争就行了，非要什么“资产交易”不可吗？我的答复是，资产交易和定价，不但发生在易手之时，而且每日每时都不可缺少。须知单单国有资产，无论厂房、土地、矿产、机器设备还是其他财务资本，都不可能产生产品和服务。要进行生产性的活动，国有资产还必须分分秒秒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其他资源之中，最重要也最难办的就是人。有人以为国有企业中的人，从经理到工人，不早就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吗？没错，他们是国家的人。或者更时髦地说，他们已经是“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的努力、责任心、能力和创造性，却并不是天然就是国家的。努力、责任心、能力和创造性，如我在别的地方论述过的，天然属于个人，并只能由个人来发动和启用。如果个人不情愿发动和启用这些“资产”，天皇老子也奈何不得。各种强制体制能够调动的，至多是体力的贡献罢了。要个人把他的努力、责任心、能力和创造性贡献给国有经济，根本可靠的还是激励。在经济方面，有效的激励就是定价，对人贡献出来的努力、责任心、能力和创造性，定一个可以持续激励供给的好价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