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纽约人开始认为修建另一个过滤厂不可避免。当EPA在1989年颁布针对地表水的严格新规定时，纽约市正面临需要建造比克罗顿河更大的过滤厂的可能性，其成本约为80亿美元。
纽约市的80多万栋楼房的业主面临着更高的水费和管道费用以支付建造费用。城市整体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成本增加。以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兼城市用水和管道主管阿尔·阿普尔顿（Al Appleton）为首的政府官员们则有另外的打算。也许与修建新的过滤厂相比，保护原有的集水区成本更小，也能取得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这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科学问题用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如果你能从源头预防污染，那就不需要在后期大量投资治理污染。阿普尔顿和其他政府官员认可对自然的投资，对卡茨基尔集水区的投资更是会获得巨大收益：未来几十年纽约市的清洁水源。
这是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创举。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过滤厂已经动工在即，纽约的精英们于是立即行动起来。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及其周边的60个城镇、10个村庄、7个郡县、纽约州政府、EPA和环保组织花费了数年进行商讨，以确定EPA取消水过滤要求的条件，从而使纽约市避免了修建新的过滤厂。
1997年，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限制集水区的发展，承诺市政府将投入15亿美元买入土地、修建雨水管道和化粪系统，并且升级换代现存的下水工厂。
纽约解决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阿尔·阿普尔顿和其他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只局限于解决单一问题。他们的思维极其开阔。阻止单一污染源的努力已经反复被证明失败了，他们的做法是让城市与农民合作，协助农民找到既能满足经济收益又能保证下游水流清洁的土地管理办法。
尽管市政府拥有管理卡茨基尔开发的立法权，但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是私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必须依靠众人齐心协力。纽约市政府深深地知道，如果没有卡茨基尔当地居民的支持，试图从100英里之外推行污染标准是不可能成功的。
市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的参与，开始为每个农场支付污染治理投资。农民们并没有从模式化的菜单里选择最好的管理方法，而是与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合作制定污染治理办法，比如修建围栏和桥梁以将牲畜与水道隔开，这样做是为了在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成果最大化。由此选择的解决方案不仅比过去更加经济有效，同时也为农民节省了时间与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