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社会怎么可能推进城市化？历史数据放在了那里：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镇化率只有17.9％。这就是说，18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但没有寸进，反而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真比苏联老大哥还出彩，因为那里的纪录是城市化率仅在1939~1940年间出现过0.4个百分点的下降，那还是因为发生了苏联卫国战争！
顺便比较一下。苏联的城市化模式是计划加行政命令。他们把城市看作是国家工业化的副产品，哪里上工业项目，哪里就找一块配套的空间供工人、工程师和管理者生活居住。在此意义上，城市无非就是一个比工厂更大一点的空间组织而已。既然计划经济可以建设大批工厂，为什么就不能大批建设城市？一样都是建设项目，一样动用人、财、物，计划经济的长项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工厂搞得成，城市也一样搞得成。
老大哥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记录还真的不俗。据苏联经济研究文献，1926年苏联城市人口2630万，占总人口的17.9％，到1990年,全苏联城市人口1.9亿，占总人口的66％。其间，全苏城市人口增加了7.2倍，城市化率增加了48.1%。苏联学者统计，1917~1982年间，前苏联共建设了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20座，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已跃居世界之首。
这岂不是说，不在意经济自由也可能成为推进城市化的另一条路线吗？对此我取保留态度。其一，苏联时代限制普通人经济自由的程度，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相比，多少有点小巫见大巫。反正“批判苏修”时中国公布的那些材料让我相信，苏联的小自由远比中国的“文革”时代要大得多。至于个中缘由，究竟是幅员辽阔、行政效能不佳，抑或是因为劳力不足，用人机构的竞争事实上抬升了苏联劳动者的经济自由，还是两国之间的组织文明在极限值方面存在差距，那就要请教研究苏联问题的行家了。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城市化指数是一回事，但城市化内涵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又是另外一回事。苏联时期城市化率进步很快，这是事实。可指令计划驱动的城市数量增长，在空间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积聚和集中方面，却并不成功。例如，由于前苏联理论界长期对城市化持否定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蹈资本主义人口过度集中的旧辙，要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发展道路。结果，苏联长期坚持“限制特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人为抑制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内的48个最具集聚潜能的中心城市的发展。“在苏联时期，政府致力于将圣彼得堡、中部地区和中乌拉尔等老工业区的比例从65％缩减为32％，迫使生产力向东部转移。1925年，东部地区的经济生产只占4％，到国家解体时，该比例增至28％。国家行为导致的空间效率低下可能加速苏联的解体。”（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页）
这些讨论要求我们明确，在经济自由与城市化以及更一般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不妨定义，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集聚—的微观基础。国家计划当局在提出旨在导引城市化的宏大规划或计划时，似乎特别需要重视这个伟大进程的微观条件。
谢天谢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为研究以上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急剧扩大的经济自由，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而更高质量的城市化，则需要经济自由得到更完备的权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