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吗？”
老站长安纳托里·皮罗格看到我很是惊讶。
九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副典型的共产党员模样，如今的他并无变化，唯一的不同点是他现在是其他政党的官员了。1990年，我们的翻译敲响了他的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说了一句令他忍俊不禁的话：
“我这儿有几个美国人需要一辆平板货车。”
“当然，”他想着这肯定是某种玩笑，于是说，“带他们进来。”
我们便走了进来，吓得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来没有人骑摩托车穿越过这个国家。而如今我再次去到了那里。这一次，他仍然对我们的出现深感意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这次我不是骑摩托车了，”我告诉他，“我有两辆车、一个拖车和总共五个人。”
当然，价钱也涨了不少。他提出让我们乘坐另外一种价钱不算昂贵的货车替代品。
“我可以为你们找一辆导弹车。”
“什么东西？”
“导弹车。”
“那是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