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生来自北京。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在我们的带领下见识到了中国的别样风貌，这是他一辈子也不曾见到过的。他不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是因为官方有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胆子小。当然，这些事我们都做了，而且不止于此。在此期间，他开拓了眼界。要不是我们，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袁先生只是承担了翻译的角色而已。实际上，我们才是导游。
他执意反对的一件事，就是光顾茶馆。
茶馆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虽然没有被明文取缔，却也不被官方认可。茶馆被视作殖民时代的残余，是纵容游手好闲行为的堕落场所。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想关掉这些茶馆。在上一次周游中国时，我没有因此便不去茶馆，这次也不会作罢。1990年，在兰州市，我拜访了文化宫茶馆。在那座草棚里，老年人抽烟，喝茶，打牌，玩多米诺骨牌，打麻将，消磨时间，对一个四人乐队奏出的曲子充耳不闻。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宫与我小时候的南方台球厅和理发店很相似。这里充满了独特的亚洲风情，但仍然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男子俱乐部大同小异。我想带佩奇去看一看。
“我们找茶馆吧。”我告诉袁先生。
“不行，我们不能去茶馆。”
“跟我来。”
我们进入兰州的街道。兰州是一座拥有三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到处都是穿着五兜牛仔裤和跑鞋的年轻人，充满活力。自我上次离开这里后，这里又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这些建筑尽管数目众多、高大无比，都遮盖不住党校那些低矮、灰暗的砖房。这些党校随处可见。
当然，茶馆并不好找。就像美国的悬浮扑克表演一样，这种地方总是开在不显眼的地点。但我们并未因此气馁。我们发现文化宫已经停业，被政府关闭了，却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另一家。我们最终找到了一家茶馆——离曾经的文化宫并不远，但袁先生却不敢进。
“这对我来说可是头一次。”袁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