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10)

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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