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除陪都政府的低级官员外，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无家可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战时通货膨胀的特别受害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却忍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榨和痛苦。
1943 年1 月19 日，陶孟和的夫人——由于突发肺炎在兰州去世。她是我们的朋友中第一个去世的。我们原本让林徽因来兰州休养的计划现在看来没有用处。我们准备派到兰州的护士是一位体格结实的女孩（这个计划也取消了），但当不祥的乌云逼近时，或许这已经没有多大帮助了。
其他很多人也开始关心中国高校教员的福利待遇。美国联合援华会重点考虑了此项问题，该会总务长在22 所院校成立了教员委员会，以便对教员提供医疗援助，为其子女教育提供费用，并实行战时生活困难补助。不幸的是，他表示这项援华资金用于支付“生活开支”。一些人反对使用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教授的生活。以上内容被媒体大肆报道，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否决了此项提议。在重庆的某一天——
午饭前，蒋梦麟来拜访我，我和他谈了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惨败。他在外表上与梅贻琦极为相像——个高体瘦，风度翩翩，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是昆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都以苦行僧一般的形象著称，令人印象深刻。蒋梦麟近来没为北京大学做什么，生活越来越贫困，只能靠典当仅有的衣物和书籍维持生活了。如今他回到昆明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他的夫人也在此设法寻找工作。他要比梅贻琦经济情况稍好一些，梅夫人隐姓埋名找了一份工作，被人发现后，最终被迫停止。
当蒋梦麟博士对西南联大的教员作报告表示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计划被否决时，全体教员表示强烈抗议。鉴于租借法案和目前贫困的生活状况，教员认为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于是蒋梦麟极力劝阻教员不要发表任何反对言论。在蒋梦麟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骨干教师力量是否能得以保存，即是否中国将会在战争中损失教育人才的教师队伍，使得一切陷入混乱之中。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受到的创伤已经颇为严重了。西南联大的教员凭借各种个人努力，甚至付出了远超他们能力范围的努力，却依然仅可勉强糊口。我提到的这些也不过是冰山一角。1943 年8 月，我们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全体教员运来药物。在柯里的帮助下，我从霍夫曼·拉罗什制药公司（Hoffmann-LaRoche Co.）获得了大量维生素B1，这些药物被西南联大的医务人员广泛用于治疗学生由于维生素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例如牙龈出血）。威尔玛将药物以及贵重物品（钢笔、手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再通过我们的邻居陈岱孙教授秘密地将它们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下去。到1943 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 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 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 美元，其他8 位教授每人500 美元，共计1 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