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本能地与梅乐斯仅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尽管我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知之甚少。此外我还发现，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于1943 年在华盛顿就代表史迪威反对中美合作所，但因属于秘密行动，所以我并不了解详情。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梅乐斯主张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日本。而我在重庆的办事处却在另外一条不同的轨道上，如同其他许多平民中国通一样，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社会的无法治理以及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当时尚未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罗斯福新政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例如柯里博士）就以其先见之明开始构想帮助战后的中国实现工业化。战后重建计划受到了重庆被排挤的官僚的大力欢迎，这也成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缩微拍摄的主要内容。
我发现了一位对重建计划有着强烈兴趣的人物——钱昌照，他是全国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要员。这个机构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00家工业厂房。钱昌照是陶孟和夫人的妹夫，是一位工程师，“在我见过的所有人中，他最像是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元老。他体格结实，精神抖擞，反应敏捷，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每天午饭过后1 点到2 点，晚上10 点到11 点，钱昌照都会读书。他整个星期都会在办公室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在他家中看到他。（1979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钱昌照，当时他已经年过八十，仍然充满活力。他曾在1947 年离开中国去英国留学，共产党执政后归国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作贡献。）
当时钱昌照在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上司是翁文灏，他曾是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后来长期担任经济部部长。1942 年10 月18 日，他开车载我进城。他身高大概4 英尺，瘦得像一只蚂蚱。前额有一个大大的疤痕，是在从上海去杭州的路上发生交通意外留下的。他的表情看起来生动而充满好奇，个头矮小却很敏捷。他希望看到缩微胶卷，特别是战后的内容。他或许是未来中国的重建者。
翁文灏先前在清华大学讲授地质学课程，国家危机爆发之后，他和北京大学学者蒋廷黻一样离校从政，1935 年加入南京的国民政府。他出生于宁波，和蒋介石一样是浙江人，家庭背景兼具学者和官员身份。1943 年，翁文灏果真设计出利用国家财政、私人资本以及外国投资的战后工业化略图，并于当年8 月获得蒋介石的批准。（如钱昌照一样，他也并未一直为国民党服务，1948 年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出国。1951 年，62 岁的翁文灏回到大陆，继续从事地质学工作，多次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勘探铀和其他矿物的工作。）
事实上，原本我从事的工作能够为这些有兴趣发展中国工业化的领袖人物提供帮助。但是，当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戴笠准备杀害国内敌人。较之于改善生活的科学技术，美国杀人的科技更快地传到中国。1945 年原子弹超级技术问世，使得像我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望洋兴叹，尽管如此，我依然想知道我们是否能迎头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