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的变幻莫测为精明的企业家提供了无数获益的机会。面对史无前例的情况，每个人都必须为之付出新的努力，然而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却没有。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结合逻辑始终如一地行动。但是当时并没人给予我指导或是对工作情况进行说明，于是我只能依靠自己来整合。
工作展开的前提是，研究分析处远东部门需要派代表前往中国来获取更多研究资料。在查尔斯·雷默上任之前，我和法斯就已经收到第一份来自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的有关中国媒体分析的提案。由于受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以及其他政治学家的影响，饶大卫偏向于采用定量分析（计算单词使用的频率），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不和谐的政治议程转化为依靠数据说话的科学。此外，他已寻找到基金会来支持他在重庆的研究项目。于是我们委任其为研究分析处代表，他于1941 年11 月27 日抵达重庆。
如何让情报协调局在中国开展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会讲汉语的美国人在招募中国雇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方可能为双重间谍，他们可能同时向中国上司汇报情况。任何秘密就像吸引苍蝇的垃圾桶一样，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谣言、错误、恐惧、虚假的希望和嫉妒。54 岁的乔·海登是一位经验丰富、头脑冷静的资深政治家，我认为正是在他的推荐下，中国盐务局的艾森·麦克道尔·盖乐（Esson McDowell Gale）被招募进入情报协调局，担任其驻华代表。
盖乐在莱顿大学（Leyden）[1] 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型官员。我曾在上海见过这位知识渊博、发展全面、留着英式胡须的汉学专家。
作为情报协调局首任驻重庆代表，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毕竟从一名中国雇员转为美国机构的负责人并不容易。此外盖乐博士印着“美国情报处”代表的名片并不能得到中国人的信任。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乎我的预料，让饶大卫也日益陷入困境。他发现他不喜欢大使馆和在里面工作的很多中国人。人们总是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他总认为有人跟踪他，要密谋陷害他，使他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担心他精神不正常，将其带回美国看医生，结果证明毫无必要。随后我被举荐接替他的工作。于是，1942年6 月2 日多诺万任命我为情报协调局的驻华首席代表，全权负责处理一切事务。他的指令就是一个让我陷入了一团混乱的黑暗地狱的号令：“你将：（一）成为重庆办公室被认可的总负责人；（二）被授权作为协调员处理小组所有事务；（三）被授权对协调局重庆小组进行行政管理，并负责处理除几个分支代表的特殊任务之外其他涉及重庆小组共同利益的事务。”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位挂名的负责人，对秘密行动却没有控制权——显得很重要，但面目模糊。这是我极力渴望摆脱的命运。幸运的是，尽管我收到了正式签署的命令，但是一切安排并未实施。6 月13 日，情报协调局进行工作重组，海外情报处划分出去改为战时情报局。剩下的研究分析处、秘密情报处以及秘密行动处整合成为战略情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