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泰特罗克也有着同样的疑问。苏联分崩瓦解之前，泰特罗克就已经野心勃勃地展开了一项空前的实验。从1987年起，泰特罗克就开始从学术界和政府的各方面专家那里广泛搜集各类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言。
泰特罗克发现，那些政治专家很难预测到苏联解体，因为既要预测到政权的衰亡，又要找到其衰亡的原因，这就需要进行预测的人将不同立场的观点论据穿插在一起。这些观点本身没有什么内在矛盾，但通常是由身处两个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发出的，而坚定地站在某一个思想阵营的学者则不可能同时接受两种思想。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他是真心诚意地主张改革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选择做会计或是诗人而不是选择踏入政坛，苏联政权也许至少几年内还不至于垮台。自由派对戈尔巴乔夫还是心存同情的，可保守派不愿相信戈尔巴乔夫，有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讲话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
另一方面，保守派对共产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批判。他们很快就认定苏联经济正在走下坡路，普通民众的生活正变得愈加艰难。199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相当不准确的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1/2（按人均水平计算，与今天的韩国和葡萄牙这类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水平相当）。实际上，最新的证据表明，由于长期陷于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且中央政府对各类社会问题疏于管理，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据还要低约1万亿美元，而且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缩减的比例都会达到5%，通货膨胀率也高达两位数。
综合两方面因素考虑，苏联解体其实很容易预见。开放媒体和市场，赋予公民更大的民主权利，戈尔巴乔夫为苏联人民提供了一种新机制，以促进社会制度的改革。由于国家经济百废待兴，人们自然乐于支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机制。然而当时的中央政权已经不堪重负，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改革：爱沙尼亚人厌恶苏联人，苏联人同样厌恶爱沙尼亚人。各个加盟共和国为苏联经济贡献的力量远远低于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补助金。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都在1989年的改革之列，东欧这些国家一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不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别的人，都无法阻止整个国家的土崩瓦解。许多苏联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几个部分，但鲜有专家能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因此，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苏联会突然垮台。
受苏联解体的案例启发，泰特罗克开始到其他领域的专家那里进行调查，让那些专家做出各种预测，如海湾战争、日本房地产泡沫、魁北克脱离加拿大统治的可能性，几乎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大事件都包括在内。对苏联解体的失败预测究竟是个特例，还是那些“专业”的政治分析者只是徒有虚名？泰特罗克的研究持续了15年之久，他最终将这些研究发表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力》一书中。
泰特罗克的结论招来了强烈谴责。他的调查中涉及的那些专家——无论职业、阅历或者研究领域——所作的各项预测的准确率跟碰运气差不多，对未来的政治事件进行预测时，他们预测的准确程度甚至不及那些尚不成熟的统计方法计算的准确度。他们过于自信了，计算概率的能力也很差：他们宣称不会发生的事件中有15%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他们认为绝对会出现的情况中则有25%根本没有出现。他们是否在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内政治或国际事务作预测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预测全线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