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让英国蒙羞的诉讼”
詹姆斯·埃文斯定义的这个重要区别，介于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之间。“哈利，你认为能用法律责任拴住你的马匹吗？嗯？”他边说边递给我几页纸。他的脸由于心中压抑的激动而微微泛着红光，不过言谈之间，仍旧保持了一贯的冷静。
“我已经努力用社论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的辩护了。当然，你应该加入一些更像社论的东西。我认为这能成为我们没有影响法律案件定责的证据。”埃文斯说，“因此，刊登培智控诉原始协议的备忘录之事必须审慎。”不过，奈特利有关药物制造的报道却大不相同。这样方能直指法律责任的问题要害。
我们的活动势必会受到挑战。稍有闪失，就会因为报纸面临的高额罚金而胎死腹中，主编也得在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蹲上一段时间。我立刻采纳了詹姆斯·埃文斯的策略，并在1972年9月24日的刊号上付诸实践。
我把此事告诉丹尼斯·汉密尔顿时，他显得格外轻松。另外，我还通知了广告经理唐纳德·巴雷特。“英国酿酒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广告客户。总体来讲，他们每年会支付60万英镑的广告费。”他告诉我。“我知道这不会也不应成为阻止你的理由。”他补充道。（英国酿酒公司在我们开始行动后，撤回了所有的广告。）
我们计划用三个版面讲述诉讼的历史：金融条款的毁坏及其对受害家庭的影响。我们把詹姆斯·埃文斯的“厨房声明”变成《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它并不需要太多额外的工作。我给文章加了一个标题：《以孩童之名》（Children on Our Conscience），旁边还附有一张10岁女孩菲利帕缺失手臂的照片。至于宣传活动的口号，我选择了埃文斯的“羞耻”主题。“反应停儿童，”我写道，“一起让英国蒙羞的诉讼。”在最后一秒，我又将其改为：“我们的反应停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