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比带塞拉去了一家餐厅，那里的服务员体格健硕，把身上的夹克绷得好似层层峰峦。“是亚拉腊山，但是哪一边呢？”他冒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提议。“《经济学人》上的猜测很有意思。如果能用布鲁克交换克罗格夫妇，我会时刻准备撤回手稿。如果这是克罗格夫妇获释的必要条件，我很愿意立刻执行。”（1961年3月，克罗格夫妇因间谍罪在英国被判处了20年监禁；1965年7月，杰拉德·布鲁克在俄国被判处1年监禁和4年的劳动改造。）
当我把此事告知格林希尔时，菲尔比出书的想法让外交部焦躁不安。
“你们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或许我们不能，但总会有人愿意的。”
“我们不能把菲尔比请到《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这就等同于把他放到了百老汇。”
尽管我对菲尔比的未尽之言很感兴趣，但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运作菲尔比著书的事宜上，我比格林希尔更冷淡。另一方面，汉密尔顿也在竭力反对。
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想保持原创报道工作的完整性和纯洁性，我们的尝试已经受够了愚昧和妒忌的玷污。其二，我不愿花费人力和精力，梳理手稿中的谎言和曲解。格林希尔坚称其内容一定会是如此。其三，我没有办法给他一分钱稿费，倘若我这么做了，那就是在酬谢不忠。
我告诉格林希尔我会考虑他的建议。好不容易借着遁词全身而退，我可不想又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心意已决，也窃以为格林希尔领会了我的意思。
然而，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稍后的行为让我幡然醒悟。丹尼斯·汉密尔顿致电我的家中：“你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
汉密尔顿非常不安。他刚刚出席了罗伊·汤姆森为英美商界领袖举行的晚宴。在介绍外交部长时，汤姆森讲了一个笑话，布朗却并不买账。他一起身，就开始广泛地斥责汤姆森，随后的发言中绝口不提菲尔比，说罢便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