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指控?(1)

叛徒的指控?

出版制造了信息。首版故事见报后,我们便发布了连载声明。不久,我便收到了两封信,所包含的内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男男女女开启了另一段陌生又反差鲜明的旅程。这第一封信就来自英格兰的心脏地带。

我很好奇下周公布的连载中,是否会包括一宗1945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事件,我和菲尔比都曾卷入其中。如果有,我的名字也会被提及,我希望能够在出版前首先阅读相关文本。这起事件让我相信,菲尔比既是一名苏联间谍,也是一个极度不称职的工作人员。那时,我采取了我认为恰当的行动。

第二天,奈特利又一次动身前往什罗普郡的偏远地区,最后在一所位于森林内的大宅前停下。当地的郡治安官为我们开了门。随后,这位名叫约翰·里德的前外交官将奈特利领入他的研究。

“1945年夏,我时任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说,“因为夏天的缘故,我们从安卡拉的大使馆搬到了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一天早上,他们有客人来访。此人名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表面上是苏联领事,实际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苏联情报机关)的区域主管。他想要叛逃。约翰·里德因为会说俄语,被安排和沃尔科夫面谈,但他并非一名情报官员。

沃尔科夫说,他五个月前在莫斯科进入了苏联情报机构总部,手中有大量情报,愿意借此换取一条去往塞浦路斯的安全通道。沃尔科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伦敦的政府部门中有苏联特工,两人是外交部的外交官,另一个在从事反谍报工作。“这看起来是相当重要的资料,于是我用笔记下了纲要。”里德说,“第二天,就让情报员把消息送回了伦敦。”过了好几周,伦敦方面才终于派了一名特工过来,不是别人,正是菲尔比。

“我问他怎么拖得这么久。‘抱歉老兄,’他说,‘可能是出行安排上出了岔子。’”不久之后,菲尔比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伦敦。里德尝试再度联系沃尔科夫,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据我们所知,这次造访是计划外和非常规的,飞机落地不久便迅速起飞。随行的还有一具从担架上抬下的人形物体,外面裹着厚重的绷带。

“我特意和一名情报官员取得了联系,转告了我对菲尔比的怀疑。”里德说,“但这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了。”对这些背叛的回忆,让他的声音不住地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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