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开车去兜兜风。目的地是沃里克郡的汉普顿露西。初秋的这天，万里晴空，男主人西里尔·约翰·拉德克利夫的花园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前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远离情报机构的阴影和颠倒黑白，这样的感觉真好。
我此行的目的是寻求建议。拉德克利夫曾主持过众多的安全调查。他曾就权力问题做过里斯讲座[2]。他阴沉着脸，听我为他描述大概的调查结果。我说我在关于出版是否会损害国家安全上广开言路，具体的出版方式目前还在酝酿之中。他没有给出任何意见。
我又询问了他关于姓名保密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提及“C”的身份并无害处，但是质疑了我们公开现役军情六处官员的明智性和必要性。这无疑坚定了我的判断。
回去后不久，汉密尔顿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培智则选择了保留意见。我知道我们距离出版仅一步之遥。私底下，我向格林希尔提到了伊恩·“蒂姆”·米尔恩（他1968年退休后，成为了一名下议院的高级文员）。他坚称这会毁了米尔恩的工作，并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希望我们放弃手中计划的一系列报道。我告诉他，我不会把米尔恩置于危险的境地。
剩下的就是解决出版时间了。“洞察力团队”还在追寻菲尔比的其他背叛行为。培智也希望如此：“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差这几周吧？”于是，我又给了他两周时间。从莫斯科回来后，约翰·菲尔比在列治的陪同下，经常造访办公室。一天晚上，他和帕特里克·西尔共进了晚餐。
9月30日星期六18：00，初版《观察家报》摆在了我的桌上，报纸刊登了埃莉诺·菲尔比与间谍生活的故事。18：30，我们的故事也付诸印刷：“‘洞察力团队’披露：英国培养顶尖俄国间谍，领导本国情报机关。”
报道占据了整整一个头版，上面还附有那张约翰·菲尔比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他那故作随意的父亲站在红场上，穿着一件开领衬衫，一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我们的故事是一系列报道的开山之作，因得益于众多的资源，在内容上更加优秀。然而，有意思的是，两篇报道的同时出版，多少弱化了影响公众意识的效果。一时间，天下无人不识“金”。
不出意料，《星期日泰晤士报》立刻在新闻界和议会引起了一片抗议之声，甚至盖过了外交部在菲尔比事件上的掩饰行为。其反映非此即彼：要么菲尔比无足轻重，他的故事不值一提；要么他相当重要，甚至谈及他的故事都会危害国家安全。
多家报纸并非出于官方压力，或断言或暗示我们的菲尔比报道完全是一桩“俄国人的栽赃”。1953年退休的“C”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称，菲尔比在军情六处无关紧要。然而，很难相信他会派遣一位“非关键”先生前往华盛顿，并且能在中央情报局总部自由出入。弗罗斯特节目[3]就曾对菲尔比以及新闻伦理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乔治·威戈呵斥《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在破坏英国情报机构的名声。“骗人的鬼话。”罗伊·汤姆森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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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始建于1819年。位于伦敦市区的蓓尔美尔街106号，这条街以众多的俱乐部而出名。
[2] 1948年，BBC设立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讲座，初衷是为了纪念倡导公众传媒理念的BBC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斯。当年的主讲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此，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纷纷出现在这个讲堂。
[3] 一档采访秀节目。由英国著名时事评论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