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巨的任务
我们移步洛杉矶法庭，继续对真相的追寻。在那里，公正和真相未能完美同步。当值法官皮尔森·豪已经80岁高龄，他的坚定和勇敢让人印象深刻。被告要求密封所有提供给法庭使用的内部文件，至少确保秘密在案件结束时才公开。他同意了这个请求。不过，豪并非企业之友。他处理的首例空难案就花费了八年时间。自此，他也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缩短断案时间。
这并非事出无因，豪在出生后不久，父亲便离开了人世，是收容所将他抚养成人的。因此，豪深知无谓的拖延只会加重对孀妇和儿童的伤害。他给文件的公布设立了严格的时间表，并在两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其他八起大案。他希望通过准许封存的方法，说服公司提早达成和解，免去定性责任的审理之苦。然而，麦道公司、土耳其航空和通用动力公司的康维尔分公司却拒绝了豪的好意，他们都在互相推卸责任。一场拉锯战由此揭开序幕。
我能理解法官的目的。只是如此一来，我们的处境尴尬。根据在伦敦达成的协定，报纸对斯图尔特·斯佩泽、詹姆斯·巴特勒和鲍伯·福莱的协助，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之上。尽管斯佩泽的事务所代表了英国多数的受害家庭，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受害家庭分由其他6家事务所代理。豪以委员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在了一起。即便在法官裁定前，也并非所有的律师都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参与充满热情。原告律师千差万别，要想把他们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
例如，波特在通读一篇文件时，就曾有原告律师上前夺走了她手中的所有文档，原因是他对文件的内容持反对意见。这让艾迪和波特忧心忡忡。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原告律师发现，他们位于威尔希尔大道的办公大楼也是被告律师的大本营，只是在不同楼层而已。局面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栋大楼也确定为预审听证的地方。更不要说，作为所有原告律师的总部，杰斐逊、巴特勒和福莱的办公室内存放着数以千计的文件。在另外的房间里，还放有一套允许公共访问的原始文件。
事故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这两个房间的文件中。不过，在事故责任未定性前，真相恐怕不会轻易现身。不可否认，原告律师有义务争取高额赔偿，他们也更愿意免受焦虑、拖延和审理花销之苦。不过，《星期日泰晤士报》还肩负着更广泛的责任——在不妨碍原告律师的情况下，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批准了艾迪和波特着手每份文件的复印工作。随后，报纸聘用了加州奥兰治霍氏律师事务所的马克·霍尔维茨。他是一名美国记者的辩护律师，该记者因为在一篇描写凶手曼森[1]的文章中透露了消息来源而身陷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