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后，我被任命为《泰晤士报》主编。这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和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
在英国大使馆为总统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和首相谈及了你的新任命。我向她建议说，《泰晤士报》需要你这样的主编来打破常规。她说她很喜欢你，《泰晤士报》也需要改头换面。但是，她不确定你是否拥有“坚强的靠山和坚定的信念”。她认为对一份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来说，以上因素很重要。
布兰登评论道：“她也许是在担心，你不能像前任主编威廉（李斯-摩格）一样支持她。尽管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但是其中信息还是有必要告知于你。因为，谙熟首相对一个人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
1981年2月，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我对此深表理解。然而一年后，事情的发展轨迹却出乎我的意料。坦白地讲，我感到非常震惊。没错，我并不是保守党党员，但我也绝非社会民主党、工党或者自由党的党员，更不是什么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我的选票是根据判断投出的。1979年大选中，我投给了撒切尔。但是，个人的投票记录与职业信仰关系甚微。一份独立报刊的最高标准，就是避免新闻记者活跃在政党活动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大选中捞得资本。
1980年，威廉·李斯-摩格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来到了位于杜伦郡的一个矿工小镇切斯特。1959年，我也曾受邀以自由党人的名义，参加在柴郡保守党选区的竞选。不过，我拒绝了这个邀请。在新闻工作中摆脱党派干系绝非易事，多数记者很难不受影响。主编作为报纸的监督人，更应拒绝从政府手中接过任何政治荣誉。我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对此举送上诚挚的祝贺。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一份独立于政党的报纸，在我担任编辑的14年间，报纸仅支持过一次工党和两次保守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的独立性至关重要。首先，这是一份天天和新闻打交道的报纸。其次，与其他的民主国家相比（如美国），英国的在销日报更容易被党派意见所左右。
让我们来看一则保守党的最优计算：若《太阳报》－《镜报》＝零，则《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保守党阵线。[4]这会体现在新闻的选取和陈述、专题报道和头版头条中。纵观严肃报刊，《金融时报》是中立偏右，而右派《每日电讯报》的读者群是左派《卫报》的三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泰晤士报》也要成为政治砝码。长此以往，《泰晤士报》一定会失去自我，变为墙头草随风倒。届时，报纸的新闻和观点会受到政党忠诚的影响，这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损失。某种程度上说，对党派的忠诚可能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报纸会得到回报。但是，独立较之为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理应为此努力。更有意思的是，独立性能服务于读者，让政客不敢越轨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