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那座庙里面有一排二十几个比真人还高大的菩萨，其他的地方是空的，所以他们就在庙里搭设一排一排的病床。说它是病床，其实是木板搭在泥巴砖块上的克难床。床上钻有一个圆洞，病人躺在上面，可以方便地泻肚子。
白乐夫说卡车运来伤患士兵，个个满身都是跳蚤，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脱光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进行消毒。白乐夫取过我手里的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方形的架子，他说上面搭上病人的脏衣服，架子下面正中央放一盆烧滚的热水，便把盒子密封起来，用热水的蒸气来杀灭跳蚤，这就是他在中国设计的消毒盒子。至于病人呢，他们全身脱得光光地躺在床上，让护士在他们身上涂满了黄色的消毒药膏。白乐夫风趣地说：“他们看起来比以前更黄了。”
医院的工作条件非常困难，白乐夫回忆道：“我是那里唯一的医生，有时还要做开刀手术。甘理安太太跟我一起工作，肯特（Kent）太太有一阵也在那帮忙，偶尔还有一位中国医生来访。”
虽然医院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但是白乐夫跟护士一起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不但能够喂饱每个病人，而且还维持医院高标准的卫生纪录，白乐夫得意地说：“我们的医院一直保持没有跳蚤、没有虫害的纪录！”
这时，美国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经参战，几千公里外有一座美国空军医院，有时那里的医生也会到白乐夫的医院。白乐夫回忆道：“我记得是1945年，有一天一位美军神父来，我带他参观我们的医院。回到家后，我就感到全身发冷，心想大概是着凉了，所以也没在意。第二天我去医院工作，感到不对劲，第三天，我就爬不起来，躺在床上发高烧。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烧得就更高了，人就陷入昏迷状态。”
白乐夫持续昏迷了一个礼拜。还好在他昏迷之前，他自己诊断，认为是得了斑疹伤寒，他怎么也没料到居然会在自己跳蚤绝迹的医院，得了由跳蚤传染的疾病。后来白太太找到一位美国医生，给他打了针后，才使他脱险恢复。白乐夫心有余悸地说：“我病了好几个月。斑疹伤寒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会致命的，因为我们身体里没有抗体。但是中国人体内有抗体，所以得了这个病，就没有这么严重。”
复原后，白乐夫带着满身斑疹疤痕回到香港。“这就是我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结尾。”说完，他把烟草塞入烟斗中，点起火，一明一暗地抽起来。
和白乐夫同一个时期去中国的另一批外籍医生，像德国的顾泰尔和贝尔等，最初也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后来调到美军史迪威将军指挥下工作。1943年，美军把中国最优秀的部队运到缅甸边境来反击日军，这时美军想找一些熟悉中国和战地医疗的外籍医生，因此找到那几位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外籍医生，把他们空运到缅甸边境。等到抗战胜利后，在史迪威的协助下，那些外籍医生纷纷返回本国。但是一直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医生，像白乐夫，却返国无门。
“抗战胜利后，我和严斐德仍然留在中国，即使希特勒战败后，我们还是没法回国，因为当时没有飞机飞德国。”白乐夫说。于是他们从重庆来到上海，联系上宋庆龄。战后的中国一片废墟，亟待重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希望援助中国，这个援助大部分由美国协助，白乐夫和严斐德便加入工作。然而中国方面接受这些援助，却无意送到中共的解放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