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夫接过照片仔细一看，立刻兴奋地说：“他就是毕道文！”
于是我们更加期待地翻看剩下的照片，可是再也没有发现第二张毕道文的照片了。时间一晃就快到中午了，白乐夫开始继续他昨晚未完的话题。
“我跟中国红十字会工作，去过好几个省，譬如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和云南。中国军队总部协助我们在前线设立野战医院。”白乐夫点起烟斗慢慢地说：“中国军队防御前线的方法，是在离前线一百公里的地方，先破坏桥梁、铁路这些交通设施，来阻挡日军进犯。”
但也正因为前线桥断路堵，运送伤兵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基地医院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中国红十字会才组织许多小型的流动医疗队，配上担架人员和少数的医疗器材就能够机动地随军转移，就地抢救前线伤兵。而白乐夫这批外籍医生，就把在西班牙的战地经验用在了中国的战场。
“我和严斐德决定去华中前线，因为那里没有医生。”白乐夫说。他们在三十位中国红十字会人员的陪同下，乘坐卡车朝湖南前线走。可是车到长沙就没法开了，在日军的轰炸下，长沙一片焦土残垣，车行不得，距前线还有一百公里路。
“我和十来个中国红十字会的助手就下来步行。每人肩挑四十五公斤的背包，一天走二十到三十公里的路，向前线移进。我们身后还有挑夫，他们用扁担挑行李、医药和器材，但是往往还没到前线就遇到战火。”他说。
一个秋天的清晨，严斐德和他分手去另一个前线。白乐夫这一队在城墙外面，绕着弯弯曲曲的稻田小径和茶园，经过七天步行来到湖北，落脚在一个离前线很近的小村子。“我住在一个四壁是泥巴的小房子，白天猪仔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晚上老鼠在屋顶上吱喳四窜。”他打趣地说。
他们的医疗站设在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因为战时物资缺乏，他们便就地取材，用竹子做成担架，把伤兵从前线陆续抬回来。他说那些伤兵的伤势并不重，多是手脚给炸弹碎片炸伤了；而伤势太重的，躺在担架上，经不起山路的颠簸，不到几里路，就撑不下去了。
不久便入冬了。长江以南的山区冬天出奇地冷。“入夜后，我们围着炭盆烤火，产生的一氧化碳常常让我头痛。室内就那么一小盏油灯，微弱地照着惨白的泥墙。”白乐夫说。
医疗大队里有一位中国将军，他对白乐夫特别照顾，行军时常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白乐夫骑。中国这种马在南中国窄小的水稻田埂上能够来去自如，相较之下，日本骑兵队骑的日本马太大，在田埂小道上，便举步难行。白乐夫记得他骑上那匹浅棕色的马，走往前线时，“中国农夫看到马鞍上满腮胡子的老外，就很恭敬地让开路来。”
不久前线失陷的风声传来，日军随时就会打进城里。“医疗大队队长礼貌地告诉我实情，希望我撤退，同时红十字会总部也传来指示，要我们撤退回图云关，等候派往另一个战场。”白乐夫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过中国内地许多地方。只要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