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什科1937年抵达美国时，《生活》（Life）杂志的编辑们拒绝刊登他拍的照片。他们说，因为他的照片‘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发人深省，使人联想到某种意思——表象以外的意思”。巴特进而指出：“总之，照片具有颠覆性，不是在照片吓人、让人看了容颜失色的时候，甚至不是在照片上谴责了什么的时候，而是在照片发人深思的时候。”这两幅当年被判为“不宜发表”的照片，显然也是犯了“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的毛病，而一旦照片里的话多了，不仅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旗帜鲜明”大相径庭，而且会有某种颠覆性——后来“导演摆布”在中国的新闻摄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极，自有其道理。
这几幅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自然让人联想到曾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那些照片。
图五，是1960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这本是一个寻常的筑路现场，但照片中一位戴眼镜、身穿补丁衣服、低着头、徒手走来的男青年，让画面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难以定义。图六，是1960年代北京集会游行的场景，喊口号者的激情投入与身边人们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观看者对眼前集会的多重想象。这张照片，大大迥异于同时期的中国摄影师们所拍摄的类似活动。不难设想的是，马克·吕布的这些照片，如果用我们那时的标准来取舍的话，八成也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说起来，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那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其拍摄的时间，比马克·吕布的这两张照片还要略早几年。可见，并不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不出有个性的新闻照片来，实在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将他们观察与记录的灵感逐渐扼杀了。有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中国官方的邀请，来拍摄了一部纪实影片《中国》，通过即时捕捉的影像，再现了各阶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片在国外播映后，却触怒了中国官方，发起了对安东尼奥尼和这部影片的举国声讨。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谈到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遇时，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不想让照片意义太丰富，或者是太有意思。他们不想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世界，来发现新的题材。照片被认为应该去展示已经描述过的东西”。“在中国，除了政治和道德说教之外就没有为审美感知的表现留下空间了，只有某些东西可以拍摄，也只能以特定方式拍摄。”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与自由，而在所谓“主题先行”的支配下，当年中国的新闻摄影，难免要自缚手脚，走入歧途了。
十几年里，《老照片》所征集、刊布的多为当年的新闻照片。无形中，也就从历史的维度为重新认识和估量这些照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尺度。哪些照片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经过了岁月的积淀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甚至有时对同一张照片，今天和过去的观感会形同天壤，就像上面展示过的那几幅照片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各个报社或通讯社把当年被“枪毙”掉的那些新闻照片搜寻出来，出版一部摄影集，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闻摄影史，会不会要因此做一些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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