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7月25日，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陈政见十条：国信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行，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分明，党派必须设立，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或多或少导演了袁世凯出山、逼宫与掌权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这幅自题和小站练兵照片题为“大钧元模”并做成一本册页，蓝色绢裱。“大钧”，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说：“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这里，“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坱圠，意为漫无边际。“元”是本源，初始状态，“模”是规范、仿效、模范，“元模”就是形成万事万物最大最根本的规范。
笔者采访了珍藏《大钧元模》的袁弘哲，他说：《大钧元模》是爷爷袁克桓传给我父亲袁家宸（又名袁复）的，父亲又传给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凯）生活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他创建了小站练兵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徐世昌把这本册页题签为“大钧元模”，其含义与其说是对我曾祖父的褒赞，毋宁说是在赞誉学习西方科学改革军制、政制，乃求强、求富的根本之道。
民国三年冬（1914），徐世昌为这本册页题签“大钧元模”，继后，严修、樊增祥、阮中枢、刘春霖、夏寿田、王寿彭、梁士怡、杨士琦先后题字。袁世凯辞世后，这本册页传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复制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照片若干，又约请袁世凯旧部及当时名人续题像赞，共二十四人题赞，时间最晚的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凯的旧属如徐沅、孙宝琦、陆锦、王怀庆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当时俊秀，如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吉林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王树翰、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王寿彭等，其书法艺术堪称珍品。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16］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17］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18］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19］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20］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