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召公路线
周公乃一时无两之政治强人，他的名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远远地盖过了同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实不可小觑。
周公主导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来自其“当仁不让”的摄政。这个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权倾天下时不走向寡头统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再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乃至周、召二公名位的世袭，最后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大序》），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辅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两党”互动。
东西战争的艰难时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纣神权。然武王骤崩，少主势单，周、召二公开始发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摄政的问题。召公自有合理质疑，也有情绪上的不悦，其间或许掺杂着贵族的政治利益与异母兄弟间的感情隔阂。在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召公都几乎作为周公的对立面而存在。
二公的思想路线也形成了尖锐对立。周公营洛，代表了周族内部的开放派和军功势力，或可称之为“周党”。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运主宰力量与政权的合法性让渡出去，有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异族的谦逊，以此可冲淡异族的排外信仰；召公主陕，则代表了周族内部的保守派与农商势力，姑且称之为“召党”。他们虽然也承认靠天吃饭，但更注重张扬自身的力量，他们坚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说“天不可信”，实际上已将天命架空。虽然周公受屈上天动怒的“金縢”传说已表明天命观在周朝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召公毕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实”的命门，尽管此时周人的信仰危机还远未到来。
“两党”的路线之争可看作王朝内部的东西之争。“周党”认为殷人的失败是上天决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业，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须以诚待天，凡事顾念上天之威严；“召党”则认为周人的胜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兴旺发达应凭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时，召公对异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区的旅国曾向武王呈献大犬，召公便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为训提醒武王。
一种天公，两般时节，周、召之分歧看似不可调和，却都彰显出部族本位，以至于以周王朝早期政治东西差别之大，竟没有如亚历山大帝国那样分解为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安提珂王朝，此正是本位之功。周公倾向于为周族争取天命，政绩是“东国”的稳固与新制度的构建；而召公倾向于为周族延续祖德，故他师法先君，致敬传统，在一棵棠树下为民裁判，兢兢业业，并巡行乡邑，体察下情，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得民心，此颇有文王之风。召公辞世以后，人民缅怀其德政，不忍伐此棠梨老树。至于《甘棠》一诗，傅斯年说：“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诗经讲义稿》）树不易迁，坐于其下，既表示受祖德庇荫，又象征着周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状态。
天可增加祖德的厚度，祖德可拉近天的距离，随着王权的逐渐加强，此两种思想路线与治国风格终将合二为一。无论如何，周初的思想路线之争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哲学的突飞猛进。
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活着迈入这个时代的古典文明都堪称楷模。从武王定鼎封建，到周公制礼作乐，再到成康之治，华夏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奠基。尤其是在殷周革命风云激荡之时代，更容易产生新思想和伟大人物。中国人的【头颅】已经长成，只待“脑细胞”逐渐地填满脑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殷末周初的脑袋还不好使，相反，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可资治。
若问周朝的光辉意义何在，只需对比其首尾两端的政权殷与秦。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活”最久的朝代，若加上先周时期，则长达千年以上，若再算上其对后世中国深刻之影响，真是“余无能名焉”，仍然只能借用那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