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击垮强劲的对手，齐太公争取到来自姬姓王室的信任与支援，并被授予了主持东方征伐的巨大权力，最终瓦解了土著的反扑，打开了周王朝在东方的局面。此后，他开始将个人风格融入治国之中。齐太公虽然看重周室给予的名分，但也同样在乎按自己的构想经营东夷旧地，更介怀于异姓身份，故迫切地希望成就功业。他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考虑如何兴利。他把宗周的制度变通损益，“因其俗，简其礼”，进取精神是文化内核，在制度层面照搬基本模式，这是向周公“报政”的必要交代，但土著的巫风陋俗却不轻易触及。“感化”政策果真见效，“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更可贵的是，这位齐太公懂得发挥资源优势，他努力向滨海推进，打开了通向太平洋之门。吕尚曾帮助周人确立早期的财经政策与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下》：“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以支撑对外战争。为发展齐国，他在农耕部族的“节流”性格里注入了“开源”之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于是有了非凡的气象。从一个根基薄弱的军事据点到一个地大物博的强盛邦国，吕尚为齐国充当春秋首霸而仲裁东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实利主义的风格也使齐国成为善于改革求变的国家，那所谓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正可作如是观。
周公与召公一直留在朝中辅政，改派儿子去封国主政。相比姜太公，鲁国的伯禽得其父周公心传口授“利而勿利”，秉持公心，凡自以为能利民处便当移风易俗，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故成效较慢，但也为“地狭民众”的鲁国日后成为礼乐基地奠定了基础。《吕氏春秋》以“后见之明”总结了齐、鲁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及其主宰的国运——齐“尊贤上功”，虽得波澜壮阔，终以王室易姓收场；鲁“亲亲上恩”，僵死的家天下，不温不火，实坐以待毙。如此明显的是，齐国八百年深厚的家底有助于他在秦邦十年吞并战争中坚持到最后。
浓厚的滨海气息，有助于齐人形成豁达足智的性格，尤其是渔人，他们为了将闪躲迅捷的梭鱼，或性情凶猛的蓝点马鲛送入市场，必须练就娴熟的捕捉技巧与快速的应变思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此乃经验之谈，这既是齐太公之遗风，也是齐文化之心诀。后世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吕尚是“东海上人”，这又是一美丽的误会，可若非他见惯风波，又何以能参透鱼类的机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