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这数个世纪中，仇恨早已雨打风吹去，种族隔阂也已消亡殆尽，殷遗民避无可避地遗失着自己的传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如此，终于产生了最大的精神投诚者——孔子。
儒最初是殷商从事丧葬的神职人员，革命之后“王官失守”，光荣扫地，但继续穿着旧服饰，信奉旧鬼神，四处营生，虽自尊，却不为人所尊。处于周文化的包围中，儒更本着“非暴力”的态度，故显得柔弱不振。在周人总结卜筮反思信仰的大时代里，“先进于礼乐”的殷遗民似乎也完成了对以丧葬事务为核心的“整理国故”。作为“二等国民”的儒钻营本职，并使其世俗化，更通过对故家旧俗、流风善政的反思，逐渐有了新气象。孔子常自筮，他说五十以学易，人生便能基本圆满了。孔子也表示不能再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系列转变，终于使儒堂堂正正地站立于社会上。儒家之诞生，应得益于殷周神学文化之沉淀。
最后来看《列子》书中两个充满隐喻的故事，一是说宋国有户人家好施仁义，三代不懈。一日家中的黑牛竟诞下一头白牛犊，儿子赶紧去请教孔子。孔子安慰说这是吉祥之兆，用白牛犊献给上帝便可。过了一年，父亲无故失明，而黑牛又生下一头白牛犊。父亲叫儿子再去请教孔子，儿子颇不情愿。父亲说圣人之言是“先迕后合”，还得问清楚。孔子又答以吉祥，教以祭祀。又过一年，儿子竟也无故失明。在故事的结尾，楚国围城，宋人易子而食，而壮丁全部上阵，死亡大半。这双父子却因为有此眼疾而得以保全性命，待楚军撤退，二人眼疾竟又神奇痊愈。这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颇有些相似。其实，孔子以及那些逐渐改变的宋人就如“黑牛生白犊”，经历着对于血统与文化的拷问。然而在困惑期，信仰告诉他们改变是上帝的旨意，未必不是件好事，是黑是白，不必盯着，短暂的失明，可以换来长久的生存。
第二则故事是说宋国有个叫“华子”的男人，中年时得了健忘症，行止颠倒，混混沌沌，全家都为他苦恼。先后请来“史”、“巫”、“医”来治，均无效。这时，鲁国有个儒生自荐说能治好他的病，华子的家人便承诺以一半的家产作为报酬。儒生表示之前的治法本来就无用，应试着变化他的心灵，改换他的思虑。儒生于是脱掉华子的衣服，华子便去寻找衣服；不给华子吃饭，华子便去寻找食物；把华子关在黑暗处，华子便去寻找光明。之后，儒生又单独和华子在室内待了七天，华子的痼疾一朝散去。但华子清醒以后却大发雷霆，休妻罚子，并拿起戈矛驱逐儒生。宋国人把他捉住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华子说：“过去我健忘，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知天地之有无，现在突然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数十年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千头万绪纷纷扰扰全部出现了。我害怕将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还像这样扰乱我的心，再求须臾之忘，还能得到吗？”子贡听后很奇怪，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高深地说：“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啊！”回头，却叫颜回把此事记下。
这个“华子”可能是影射宋国不安分的华氏大族，当然更像是宋人中深受华夏文化洗礼之典型。他的颠三倒四，消极厌世，渴求“须臾之忘”，都是宋人集体心理病征的缩影。祷祝、巫术、医药作为殷人“粗浅的积淀”，已经不合于时代，真正了解病灶的正是儒家，司马迁说“鲁人皆以儒教”，那个纯正的鲁国儒生就是雅正文化之代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路子，并解放心灵。
孔子其实很小心地处理自己殷人后裔的身世，他不曾说自己是儒，但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儒，他也就是儒了。就如马克思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全世界都知晓。被孔子称许为“至德”的二人竟都是周人（文王与太伯），以至于后来荀子将周公的风云表现称为“大儒之效”。可见，孔子抛开了不属于他的部族恩仇，致力于整合包括殷周在内的古老文化。
然此易招非议，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盖厌其将“圣人之后”的身份抛诸脑后而一心“从周”，还厌其拐跑了自己的弟弟司马牛，更厌孔门对司马牛灌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孔子的嫡孙子思也曾在宋国遭到围困，但他颇有祖风，据说于此时撰写了《中庸》。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儒、道两家均认此事，老子是孔子的良师益友，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孔子见老子”的内容，孔融对李元礼开的也是“世交”的玩笑。孔门顾及此情，至少在先秦并未发表关于道家的过激言论，何以老、孔的君子之交到了庄子那里就成了嘲讽与攻讦？《庄子》一书也实在看不上周礼，宋人当然不是反儒，孟子当年还得宋君支助盘缠。盖因庄子本就是一爱国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