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道德审判
在经历了三千年周人对晚商暴政所进行的猛烈抨击乃至全盘否定，我们或许也该稍稍抑制道德主义的宣泄。后人对殷商不近情理的苛刻，以至于忽略了他们还只是文明初期的先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愚昧、暴戾甚至罪恶，都只是展露了那个大时代一切糟糕的一小部分。
列位看官远观丛林，自觉得一片生趣盎然，直至涉足其间，乃晓得那种稳定有赖于残酷食物链的锁定。时人看时人，大家一个样，先人看先人，绝对不如今人看先人，会有那么大的震惊与愤慨。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与遗产。
从表面来看，纣王仍是一派鄙俗的部落习气，尚未迈过文明线。然而那些狂妄、贪婪、暴戾、淫欲等等缺点，都只是人性固有的糟糕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何况“余一人”呢！纣王用象牙筷子，和埃及法老当年从南方努比亚引进鸵鸟蛋并无二致。故《淮南子·缪称训》有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开国的成汤未必有多么英伟，而亡国的帝辛也未必有传闻中那般不堪。顾颉刚先生曾作《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统计出帝辛的罪恶在《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两汉书中增加了二十四，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此话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才能体会。唐代文豪罗隐便看得通透—— 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余；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罗隐集》）
帝辛既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么他必然成为一切向往光明美善者的靶子。可“商纣王”毕竟是不伦不类的蔑称，无严谨可言。不过今人论史倒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何况这种使用习惯还蕴涵着道德批判。为帝辛说上两三句公道话，并不会减弱“殷鉴”的效果，衮衮诸公不应认为自身距纣王还有相当的差距，反该从事不关己的梦中惊醒，原来帝辛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便已伏法……
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君主论》马基雅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