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明底稿
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
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青铜文明可谓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如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商朝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算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掌握冶铁术大致在西周晚期，而全面运用铁器要到西汉中期。可这恰恰证明了东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既然不同步，那么所谓的“文化传播”之内容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商文明里也许有远东以外的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以“文明底稿”的角度观之，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大概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君主，这明显比禹被当作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国家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祖灵与乡愁的好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商与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此问题聚讼日久，难有定论。若从具有明显的部族特征算起，商族可能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而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史载后稷被封于有邰）。二族也有不同的部族神话，《玄鸟》、《生民》诸篇即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他们有不同的祖先（神），契是商人承认的先祖，稷是周人承认的先祖，被称为“后稷”。《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质而言之，商与周乃是不同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便会进入分子人类学的范畴，对文明前夜的述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在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都建有据点，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便是一例。但必须指出的是，殷商中心论还站不住脚，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王国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杀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不过，“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似乎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而与商文明相比，似乎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化简直是一派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这些先民更像西方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