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强:中国的电影市场,我经常用海外的地方来比较,刚才克里斯蒂安·热纳也说到,在全球范围里,看艺术电影、另类电影的观众需要培养,不是一天就出来的,我说一下我在香港的一个经验。在十几年前的香港,我们没有艺术电影,后来开始引进艺术电影,我们很多导演去香港油麻地开了艺术影院,一开始非常难,但是我们坚持做了十几年,到了今天香港才有一些固定的看艺术电影的年轻人。这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看艺术电影的人是需要培养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有了。首先我觉得在中国市场里面,我们的电影刚刚才开放十几年,在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导演,但是观众真的要培养,要用不同的渠道、空间培养这些观众,将来才可以谈怎么发行艺术电影。现在中国什么都变得很快,但是否可以一下子变出很多看艺术电影的观众们?这个不可能,今天有没有答案给你?我说没有,是不可能有的,告诉我在北京有多少观众看艺术电影?真的很难说,上海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出来。以前有很多很优秀的电影,到底在网上有多少观众看这些电影?我们当年在香港做的时候,每周播一部电影,我们导演和观众、学生对话,通过十几年的沟通,慢慢引渡观众看这种电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今天中国有没有艺术电影观众?真的没有,大家继续努力,我相信将来电影一定有观众,不是每个人都只看商业电影,会有人愿意在电影里面吸收年轻的东西、不同类型的东西。观众一定会喜欢这一类的,我相信还有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政府要做一点事情,我们作为制片人也要努力,导演也一定要努力,这个东西一定要看未来。何平:我们说完了艺术电影,接着说说商业电影,因为像乌尔善导演、陆川导演都曾经有过很好的作品,尤其陆川的《南京!南京!》在市场上反映非常好,虽然是战争片。这个必须是要坚持的,我们要有一部分导演服务于市场,要坚持自己对电影的认识。我想跟陆川导演讲一下,你拍大制作电影压力很大,作为导演,而且又不像低成本电影,要有庞大的宣传计划。据我了解,大陆的宣传成本越来越高,甚至高过了整个影片成本的30%,这么大的宣传成本,你们的新片耗资1 个亿,又要投入市场营销,成本是巨大的。在巨大的成本下,你们的压力肯定跟这半边的导演不一样,你和乌尔善导演讲一下在这种压力下的感想。
陆川:每次来上海电影节,我都被定义为商业导演,但是每次在美国放映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是艺术片导演,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个人的梦想很大,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像科波拉的《教父》那样的电影。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对电影精神还是有追求的,《寻枪》到《南京!南京!》,这个希望没有变。乌尔善说的作者精神,跟我们大家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对抗好莱坞实际上是在不同层级上的对抗,我们不能用一种类型的纯艺术片或沙龙电影翻动航空母舰,我们也用正面的层级对抗他们。今天缺席了很重要的宁浩导演,我们在做类似于在大众消费的层级上的正面抵抗,说我打败好莱坞是痴人说梦,因为他们有非常优良的制作习惯、工业体系和包容的心态,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但是我们能有尊严地跟他们比试一把。《南京!南京!》在他们那儿放的时候,虽然给了荣誉,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艺术片,是小片,从《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我感谢覃宏,感谢星美,给了我两次做的机会。我希望在剪接上做到和他们相匹配,如果在市场上观众买票花了80 元,就不能是小电影。
至于情怀,是可以包装的,每一个电影都有情怀,但我们在市场上不能用情怀进行抵抗,我们用制作抵抗。给星美也好,做自己的戏也好,希望能够坚持自己,提高自己,最近一直在改《王的盛宴》,其实已经做完了,但是还在重新改,因为我一直在看国外的影片,我也看了国内的导演兄弟在4、5 月份上的影片。我们确实不是在拿一类电影对抗,所以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坚信《王的盛宴》能上,所以在上的那一天,情怀不聊了,至少在制作上不丢脸,这是我想做到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