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有可能，其实导演这个行业一直挺难的，如果你选择导演，你就要面对难题。如果说你想拍你所喜欢的电影，那就更困难了，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自然状况，是你这个职业所要承担的一部分，我自己衡量它的一个很大的标准：我是不是为我喜欢的东西而工作。它的这个价值非常重要。
在中国越来越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了这个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电影到底在追求什么——大部分是把钱拿过来，赚更多的钱。这个电影节更多的是教拍电影的人怎么去拿钱，然后我们怎么从观众那里拿钱，比较少关注观众本身，关注电影本身。只有钱是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哪里已经出现问题了。
德瑞克·艾利：您觉得中国的审查制度有什么标准？他们也没有什么成文的规定，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有审查的问题。
王全安：在国际上最永恒的问题就是审查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也回答过很多次了，我也经历过几次审查的过程，我个人感觉中国确实有着一个不太让人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它没有什么标准。有的时候决定一件事情比较随意，这个跟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它的价值观本身在变化。从官员的职业角度考虑，他会选择一种比较保守的方式，就像刚才两位说的那样，作为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中国人，我觉得电影在哪里都会受到审查。在美国也不容易，美国的制片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比中国更厉害，主要是导演对自己的职业要有认识，得到好的电影是最困难的。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电影剧本，英国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电影剧本。当我们面对中国不太完善、有待改进的现实审查困难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职业里面去，我是谈给中国同行听的，我们还是回到电影里面去。
德瑞克·艾利：我觉得中国的审查制度，并没有那么阻碍电影的发展，我们有一个评级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分级制度，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其他国家也有相类似的制度，中国是不是要引入电影分级制度来做一个改变？这样电影人在拍暴力电影或者恐怖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巴瑞·莱文森：我非常同意你刚才所说的，电影的质量并不是完全由审查制度来决定，当然改变是需要的，但是审查制度本身让我们电影制作人不能够拍我们所要拍摄的片子，我们要取得平衡，一个是经济上的，还有是观众接受度上的。比如说我们拍摄一部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其实拍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本来成本就是很高的，因为它拍摄过程当中接触到了很多的人，不像一个画家，他们只要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就可以了。最关键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不能够出卖你创作的动力，仅仅是为了赚钱去拍电影，而且我们要考虑观众的一些喜好，如果我们能够在商业价值和自己的创意当中找到平衡，那是最好的。
德瑞克·艾利：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今天上午讨论一个最好的总结，我要感谢我们今天台上的三位嘉宾，对你们的参与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