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胖子很能吃苦，生活也很节俭，工作之余他总是寻找各种商机，想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和他很有共同话题，甚至有着相同的目标。那段日子里，我们早上一起上班，中午一起吃饭，总会凑在一起探讨赚大钱的路子。项胖子很够意思，一旦找到项目就会带着我，或者说，他更需要我帮助他创造更大的利润。但无论怎样，我都感谢他，要知道，被人利用并非都是坏事，很多时候它是在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段日子里，项胖子给我推荐了好几个项目，例如安利、完美等之类的营销，为此还破例请我吃过一次15元一碗的狗肉汤。对于这些项目，我也曾考察过，但基本上都毙掉了。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不适合。而且我对打着亲情、友情的旗号去赚钱的销售方式不认可，这虽然和传销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也属于“老鼠会”的行为，我不想成为谁的下线，更不想打破我做人的底线。
不过，我和项胖子还是合作过一次，就是一起卖自行车牌。在那个自行车横行的年代，每辆自行车都需要去车管所办证上牌，一年更新一次。可是，不把车管所放在眼里的大有人在，老百姓们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反正就是不办，你抓到我再说。车管所一瞧老百姓的觉悟这么低，干脆跑到街口去拦截吧，抓到一个办一个，抓到两个办一对。可是车管所就那么几个人，总不能整天都蹲在街口办证，于是这些家伙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寻找外援。
项胖子有些门道，三勾两搭地就和车管所的人混熟了，我觉得做这车管所的“外援”有利可图，就和项胖子搭伙贩卖起了车牌。车管所也不含糊，随手就给我俩办了两张车管所的临时上岗证，上面还印有公安局的印戳。至于这自行车牌则是批发给我俩7.5元一套，市面上的统一售价则为10元一套，每卖出一套就有2.5元的纯利润，算是个很不错的兼职。
那年月，有荤有素的盒饭才卖2元钱，最贵的美登高雪糕才卖1.5元，哥俩下顿馆子，连拼盘带饺子带啤酒，一顿也不过二三十元，在这种低物价的环境下，每套车牌2.5元纯利润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我和项胖子每天起得比鸡都早，凌晨4点钟就骑上自行车去人流较多的街道开工，由于早上8点前必须去家电商场上班，所以从早上5点到7点这段时间就是我俩创收的黄金时段。例如早起的民工、学生、上班族，通通都是我俩的“财神爷”。
刚开始的几天，我和项胖子每天早上只能卖出10余个车牌，每人也就分到10元钱左右。这倒不是我俩不努力，而是这活儿实在不好干，还颇有些匪霸的性质，必须得强制性地卖，指望老百姓们主动从口袋里掏钱，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只能戴着车管所的红袖标强行拦截路人检查自行车牌，没有的就得补办。倘若碰到舍命不舍钱的主儿，那就干脆扣下自行车，等着车管所的拖车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