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即将于1950年发表《经济观测的准确性》一文，对经济数据的不当处理问题提出警告。他直言不讳地说：“让人感到荒诞不经的是，《纽约时报》经常在头版报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或下跌了1‰，但却从未用合适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指数编制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14］
沃尔克回顾了莫根施特恩举出的关于国际黄金流动数据令人震惊的案例，那曾在全世界成为头条新闻。“奥斯卡提出，在很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公布的从美国进口黄金数量与美国公布的对英出口黄金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让在此基础上所作的任何分析研判都沦为笑柄。”［15］
沃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多半不是读书就是打篮球。沃尔克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6］。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辩护让我对政府干预产生了怀疑，并且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深感自豪，尽管哈耶克也对美国暗流涌动的社会主义型政策措施提出了警示。在功课方面，我专心听教授的讲解，并发现只要复述好他们的观点就可以得到A的成绩，我在考试中差不多能逐字逐句复述他们的授课内容。”［17］
普林斯顿的学生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校方为此要求其在毕业时提交论文——针对宏大的课题做一篇厚重的文章，如果贪玩打篮球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日益逼近的论文大限，沃尔克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只剩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他还什么都没做。
按照沃尔克的说法，是他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弗兰克·格雷厄姆教授救了他。“我起先决定写一篇关于二战后美联储政策的文章，但后来发现这个题目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格雷厄姆教授给了我一个绝佳的建议：先写出来，之后再改。其后，我每个星期五下午提交一章的手稿，写在黄色的法律文书用纸上，教授则在下星期一反馈给我详细的修改意见。我都不好意思不往前赶了。”［18］
格雷厄姆是一位国际贸易专家，他表扬了沃尔克的敬业精神。但沃尔克心里没底，一直羞于面见教授：“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时间见我。”［19］格雷厄姆则推动自己的这位年轻学子努力前行，希望他能继续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最终在距截止时限仅有一个星期时，沃尔克提交了学位论文，并以最高荣誉称号毕业。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尔克都在实践这一“平日拖延、一朝迸发”的策略。“我发觉这挺管用的，所以我一直没改。”他还补充说：“另外，这样做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以便能作出正确的选择。”［20］
1950～1951年间，沃尔克在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经济学，听了大量讲座，包括阿尔文·汉森的课。汉森是新凯恩斯主义阐释者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主张积极进行政府干预。“汉森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沃尔克回忆说，“但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时，我就对经济学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我对他的学说非常之怀疑。”［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