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7)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要他当小队长,他坚决不肯,因为他觉得板着脸管人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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