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倒。一个外国女教授流着眼泪从外面走进来，她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太太的时候，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只是非常和善地看着我笑，我一点也不了解她。后来我开始了解她了，可以和她对话，这不是因为我向她靠近过去，而是她向我靠近过来，她艰苦地学习英语。留学生的太太们都很艰苦 …… ”
约翰太太说：“她艰苦到了连一顶自行车的安全帽也舍不得买，为了让儿子早一点出来，节省了每一块美金 …… ”
丈夫一只手搂着儿子，一只手捂着儿子的耳朵对我说：“没有想到我们这批中国人第一个死亡的是因为飞来横祸 ……我有全额奖学金，艰苦一点，够了 …… ”
这个原本是欢迎我到来的 BBQ，结果变成了送别一个暴死的太太。离开约翰教授家的时候，大家连说声再见的心情都没有了。第二天早晨，丈夫到学校去之前，走到我的面前，用力地抱了抱我。我理解他的心情，
他对我说：“好好待着 …… ”
而在我听来则是：“好好活着！ ”
太阳升起来了，我和儿子穿戴整齐走出门去。在我儿子的手里有一只废弃的可口可乐易拉罐，易拉罐的顶部已经被我剪成了花边样，我们在小溪旁边停了下来，轻轻把易拉罐放进水里，灌满了溪水，又在路边的草地里，摘下一朵朵不知名的小野花。我把野花插了进易拉罐，然后走到那个十字路口。
老远就看到在那个十字路口，钢筋水泥柱子的路牌底下，安放着一个翠绿的自行车安全帽，安全帽是崭新的，上面的标牌都还没有来得及撕去。我把我的易拉罐安置在安全帽的旁边，然后拉着儿子向这位不知名的、从未谋面的先行者致哀。
眼面前突然浮现起北京白云观里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从明朝开始就悬挂在那里的，其中的七个字在我眼前久久不能拂去：“天下无如吃饭难。 ”
“伊登 ”离开我更加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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