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是政治的灵魂(2)

在这时,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慈禧那个女人对付自己儿子和不成气候的王公贵族算是有点手段,但对付洋鬼子是一点招数没有,死就死了吧,不要再无聊地招魂了。此时此刻毛泽东接触到了梁启超那些鲜活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由于区域的封闭,他并不知道孙中山。许多人认为民国初的各种思想差异很大,其实不是那么回子事情,就从它们没有使中国产生根本变化这一条来讲,其实各种说法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毛泽东最先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说》,梁先生主张社会改革应从“变化民质”入手,这个思路对毛泽东的影响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梁启超的思想会有影响力呢?关键在于这种思路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就如同佛教中的当头棒喝后顿悟一般,这一概念主张中国人若能在思想上脱胎换骨,突然觉悟,社会就会大变革,从而进步。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科学和技术,在于现代工业。中国正在失血,需要独立来疗养伤口;中国需要大量的粮食解决底层人民的生存问题,根除动乱因素;中国需要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扭转坠落轨迹。但这些在当时都做不到:西方人不答应,中国的实力派人物不热心,底层人民不知道。实行起来举步维艰,使得温良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可是连一点都不敢想的话,那中国也太没有人了。好在中国总是有人要叫两声的,喊出来是有好处的,至少他影响了毛泽东。

过于夸大名人言论的作用是不严肃的,单单靠着思想家的只言片语是很难进步的。美国人独立也不是靠着喊出“不自由、毋宁死”就成了的,而是靠着华盛顿以富可敌国的私产雇用军队和宗主国英国战斗长达八年的结果。中国需要独立,获得喘息和疗伤的机会,中国社会需要抑制上层的穷奢极欲来保障底层人的生存,中国需要工业化来复兴。这一切需要有人来领导,需要团队来组织,可是没有,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愤怒地叫了几声。不过我们依然说这叫声很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听到了这样的呼喊声。

毛泽东从这时起,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日本人战胜俄国,对中国人来讲有着极大的强心意义,中国人失败后在西方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但对日本人,中国人又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自信。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

他从同学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走进了毛泽东的心里,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并不是完全舒心的,除了和那些少爷们的不愉快,主要的问题出在该如何看待《三国演义》上。无疑,毛泽东在小学生里是权威人物,他对《三国演义》熟悉的程度一定是令人吃惊的,所以当教师和校长告诉他,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编出来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接受了。据传他甚至找到镇上,提出撤换校长。当然这不可能成功。另一种说法则是校长很喜欢他,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搞教育的人谁会不喜欢英才呢?事实上这些说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学校已经装不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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