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皇帝于次日获悉使臣确遇困厄时，怒气稍息，令酌收英使贡品并赐英国国王一些珍玩。他还谕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切忌羞辱阿美士德，而应以适合其官爵品位的规格款待他。使团最后于1817年1月28日从广州启程返回英国。
阿美士德拒绝遵从中国的礼仪是被逐的惟一原因，这在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其时流放中的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责备阿美士德将圣詹姆斯（StJames）宫廷（意即西方式的）礼仪运用到北京宫廷中。按波拿巴的看法，一个使节到派驻国时应入乡随俗，并应认识到不能享有如自己君主所具有的那种区别对待之特权；他应满足于接受当地宫廷中与他官爵相当者所受的待遇。因此，照波拿巴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将来训令它自己的使节遵从伦敦或圣彼得堡之礼仪，那么，英国或俄国的使节就应接受中国的礼仪。
由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旨在作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英王陛下便面临着三种行动的选择：（1）放弃中国贸易，（2）服从中国的对待，或（3），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对英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海上霸主来说，前两种选择是无法想象的，只剩下第三种选择——武力。在中国一方，阿美士德所表现出的大不敬绝对是难以容忍的，且与它宣称的天下共主水火不容。嘉庆皇帝甚至考虑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只是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一主意，这位总督担心，那样会招致对方的报复，并可能引发与英国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之间作最后摊牌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与此同时，由于私商和港脚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之飙升，广州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广州的私商贸易从1780—1781年的688，880两上升到1799—1800年的992，444两，同期的港脚贸易从1,020,012两上升到3,743,158两。在世纪交替之后，两者的增长更加迅速。在1817—1834年间，两者占了英国对华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许多私商为避免东印度公司的干预，获取了其他欧洲国家的领事职位，设法留居广州扩展其商务。他们充当一些伦敦和印度商号的代理商，在伶仃岛（也作零丁岛）和香港等“外洋”泊地与“行外”（即非公行成员）商人进行利润诱人的鸦片走私交易，牟取暴利。私商的财力变得非常雄厚，以致他们能够策动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到1820年，广州贸易的局面已经改变：私商贸易已超过了东印度公司贸易，鸦片已超过了合法货物成为主要的进口货项。这两种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破败不堪的广州体系之崩溃，并加速了英国与中国之间延宕已久的冲突之来临，历史新的一页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