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平定新疆外，乾隆在一些较小规模的军事征讨中也非常成功。他对这些功绩十分自豪，1792年，赋写了一篇夸耀这些成就的铭文，名曰《十全记》。《十全记》包括了两次在北疆平定准噶尔部（1755年，1756—1757年）、一次在南疆平定回部（1758—1759年）、两次扑灭金川叛匪（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镇压台湾叛乱（1787—1788年）、降伏缅甸（1766—1770年）、征服安南（1788—1789年）及两次收降廓尔喀人。如果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事件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只有稳定新疆才是巨大的军事成就，除此之外，《十全记》上列举的其他胜利都只不过是一些绥靖性的行动或一些地方性战役，并不值得特别称道。但乾隆汇编这样一份记录，并自称为“十全老人”的行动，本身即表明了他洋洋自得和酷爱炫耀的性格。
确实，乾隆大有值得骄傲和感恩戴德之处，他统治了一个从北面的外蒙古延伸到南面的广东、从东面的大海之滨延伸到西面的中亚的大帝国。帝国内部一片安宁繁荣，还有无数周边的国家前来进贡。帝国东边、东南边和中亚的几十个国家都承认中国对它们的宗主权：从东北边的朝鲜到南边的安南、缅甸和暹罗；西南边的不丹、尼泊尔和廓尔喀诸部；以及中亚的一些汗国如浩罕、布哈尔、布鲁特、巴达克山、阿富汗和哈萨克诸部。乾隆自豪地掌管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大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但就在这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力减退，与王朝衰败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在65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岁、英俊潇洒的御前侍卫和珅（1750—1799年）。一年之内，和珅被擢升为户部侍郎，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一个月后更荣升内务府大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担任的。1777年，年仅27岁的和珅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内骑马的少有特权，这一殊荣一般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他又执掌户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国的岁收，并能够将心腹亲信安插到一些要职和肥缺。1790年，和珅的儿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年迈皇帝的影响力。因为有皇帝的恩宠作后盾，和珅享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公开收受贿赂，大肆侵吞钱财。他在官场上的僚属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带兵的同僚则毫无必要地拖延战事，以便从不断追加的军饷中大捞好处。
乾隆朝的最后年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他在当朝六十年后于1795年逊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一直到1799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珅。从1775年得乾隆青睐到1799年去世，和珅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查抄的家产总值达8亿两——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兵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而往东、西、北各方所作的其他诸次巡游，究竟花费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亿两的代价，而其时的平均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这些巨额的开支和追求奢华的普遍风气，给日后的政府机制运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困难。
这样，在乾隆朝行将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在表面，但在这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开始加强了打开中国贸易和外交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