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程序来讲，美联储主席没有常规义务必须向白宫交代任何事情，也不必对白宫的反对意见过于当真。然而作为一件关乎政治关系的事件，沃尔克需要知道卡特白宫到底会对改革做出怎样的反应。如果利率出现急剧上升后总统对其表示出不满，再联合其他代表和参议员的反对呼声，那么沃尔克无疑会陷入党派之争的泥潭。 “如果他们参与到游戏之中并且保证不会泄露半点风声，那么他们就有资格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沃尔克说道，“你会对他们的感觉产生浓厚兴趣，你会想要知道他们是反对还是赞成。这或许会影响到行为本身的可靠性和持续性。你会关心那些提议中暗含的反对力量是否会破坏和削弱你所做的事情。”
沃尔克与两位卡特内阁成员的非正式对话彰显了美联储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即与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这种关系体现在有形的法律法规和责任义务之中。他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即完全由政治判断所决定。在每一个重要场合，美联储主席都不得不在展开行动之前对行动加以详细阐述，任何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都会在确保自己参与大事件发布或展开新一轮竞选运动之前衡量自己是反对还是赞成。美联储可以独立行动，但应该独立到什么程度呢？怎样才能避免激起过于强烈的政治反应呢？最终它又会不会被剥夺宝贵的独立权呢？
正如沃尔克所说： “美联储是一个在某种广义界限内独立运行的机构，这种界限即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对待别人的理解，你不能简单地做180度切割，而是在某种令人感到疼痛的事件发生时，别人必须要知道并理解你的目的，即是他们不能同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仅仅是达到了模糊一致的效果，那么麻烦就要接踵而至。”
尽管卡特内阁的决策者并不喜欢沃尔克的计划，但至少他们同意要想有效遏制风头正劲的通货膨胀就必须采取更加富有行动力的措施。在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途中，飞机先是在德国汉堡做短暂停留，在那里，沃尔克感受到一种急需获得强大支持的迫切感。来自美国的官员耐心听完了当时的西德（联邦德国）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美国迫切需要更强有力货币政策的演讲。
当美国代表团抵达IMF大会现场，沃尔克及其随行人员在与来自西欧的各位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大臣的交谈中同样感受到大家对美国通货膨胀的“深恶痛绝”。国际货币兑换市场上的美元价值依然在持续下跌，美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扭转这种下滑局面。前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发表的一场题为《中央银行之殇》的演讲则更是加重了笼罩在贝尔格莱德上空的阴霾。伯恩斯哀叹道，当与受大众欢迎的政治力量发生意见相左时，中央银行想要扑灭通货膨胀的努力不过是一场虚幻。
沃尔克提前离开了。他早先曾和其他国家的几位中央银行行长朋友讨论了其打算对美联储运作程序实施改革的计划，虽然听起来晦涩难懂，但至少获得了基本支持，因此再逗留下去也毫无意义。于是在大会还在进行的星期二，沃尔克就起身回到华盛顿。此刻，他要做的是引发一场足以在欧洲和全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美元价格惊天逆转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