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为他的坚持不懈和争强好胜感到困惑：因为起初并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毕竟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是英国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统天下”的胜利时代，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继承人，弗里德曼可谓是一个“变节者”。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民主党内阁正狂热吸取由凯恩斯罗列推出的诸多经济教训，推出联邦政府为刺激私有经济增长而调整自身预算的政策：要么削减税收，要么扩大联邦政府开支，或者二者并行，总之联邦政府可以由此增加私有经济需求总量以及消费者和企业主的消费能力总量。从本质上说，政府就是将更多的钱放进人民的口袋，要么减免他们的税收，要么增加他们的现金补助，要么买进他们能卖出的一切东西：劳动力、路面水泥或剩余的小麦。由华盛顿政府发起的这场增加需求总量的运动在私有经济领域激起一阵涟漪，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重新得到工作的建筑工人可以购买一辆新车，汽车工厂由此可以购进更多用于汽车制造的钢铁，而钢铁公司又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个人收入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了美国的买方和卖方以及生产和就业。
但这却是拉响保守主义者警报的永恒导火索。而建立“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至少可以说服大多数政治家，他们认为，“精心设计的”财政赤字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在联邦政府财政政策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经济行为足以补偿财政预算的短暂不足。商品需求量的激增会引导富足个体或企业将资金投向新工厂，而资本形成的过程正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扩大生产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上升的个人收入和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分配。这样一来，联邦政府的收入基础，即从工人和企业人手里聚集的税收额，必将永远处于增长状态。
新经济学的确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其让联邦政府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肯尼迪执政时美国失业率达到近7%，在一系列税收-开支政策相继推出之后，失业率开始急剧回落。美国经济开始进入强大且持久的增长期，失业率首先降至5%以下，之后又降至4%，并一直持续了4年时间，直至最后降至3.5%，这个数字的实际回报就是美国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梦想，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有事可做。
与此同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忧心的却是通货膨胀问题。他曾反复在国会面前印证并耐心告诫举足轻重的委员会主席为何有必要和他一样忧心通货膨胀。当时他的诉求更像是一种奇怪的牢骚，甚至还有些站不住脚。美国每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在稳步增长，但整个1965年却从未超过2%；虽然富有的债券投资人可能会抱怨通胀率已达到1.5%，但其他美国人却一直在安享经济繁荣的盛世。但尽管如此，弗里德曼却始终坚持自己可怕的预言。
作为一名倡导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从根本上反对政府对私有经济市场的自然运行机制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但他与凯恩斯主义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还在于经济受控于政治的思想。弗里德曼坚称，凯恩斯主义看重的是以扩大开支为中心的政府财政政策只会带来短暂的回报，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影响力，其根源就是其对货币的控制，即美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补充说，美联储对货币供给的操纵只会破坏社会稳定且后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