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待在厨房里等待警察，可是烧焦的茶壶冒出了一股苦味，蹿进我的喉咙里隐隐作痒，害得我动不动就要反胃，于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强令自己保持冷静。我一直在打艾米的手机，却一次又一次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一次又一次听见她保证会回我电话。艾米回电话一向很及时，可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给她留过五条留言，艾米却还没有打电话回来。
我也预料到她不会回电话。待会儿我会告诉警察，艾米绝不会扔下正煮着的茶壶离家出走，不会扔下敞开的大门，也不会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做事有一股誓不罢休的劲头，她可不会半途而废，就算她认定自己并不喜欢肩上正扛着的这副担子（举例来说，比如她那个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们去斐济海滩度蜜月的两个星期里，艾米的脾气已经初见端倪：当时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着惊悚小说，而她居然一口气把古里古怪的《奇鸟行状录》读了许多页，时不时嗤之以鼻地对我翻个白眼。自从艾米失了业，我们又搬回密苏里州以后，她的生活便一直绕着各种无休无止、无关紧要的家常琐事在转—她不会扔下那条裙子不熨的。
再说客厅里还有搏斗的痕迹。我已经预料到艾米不会回电话，我想要把事情推进到下一步。
眼下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七月的天空万里无云，缓缓落山的夕阳仿佛一盏聚光灯一般照亮东方，将一切镀上了一层金色，万物显得富丽堂皇，好似一幅佛兰德画作。这时警察到了我家，整个场面看上去颇为悠闲：我一个人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一只鸟儿在树上高歌，两名警察施施然迈步出了汽车，仿佛他们正要顺路来逛逛社区里举办的一场野餐会。这是两个稚气未脱的毛头警察，大约二十多岁的模样，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却缺了几分本事，一贯管些邻里杂事—要是哪家的青春少年不顾宵禁到处乱跑的话，他们倒挺会替不安的父母们宽宽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头黑发编成了长长的辫子，一名黑人警察摆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站姿。话说回来，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些年里，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种（其实也不算太多），但种族隔离的状况却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有色人种往往是些出于职业原因到处走动的人，比如送货员、医护人员、邮政工人、警察。（“这个城市的白人气息太浓了，让人有点儿不舒服。”艾米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可是当初在曼哈顿那座大熔炉里，她的朋友里面也只数得出一个非裔美国人。于是我指责她不过是想要拿少数族裔粉饰门面，用人家充当摆设罢了，我的说法可算是惹毛了她。）
“邓恩先生？我是贝拉斯克斯警员。”女警说道，“这位是里奥丹警员，你是在担心自己的妻子吗？”
里奥丹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道路一边吮着一块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随着一只飞鸟掠过了河面，随后他猛地掉转目光端详着我，那双抿起的嘴唇说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和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无二。我长了一张看上去挺欠揍的面孔：本来好端端一个工薪阶层的爱尔兰小伙，看上去却十足是个靠信托基金过活的花花大少。为了少惹是非，我经常露出一抹微笑，但这招有时候压根儿不起作用。在大学时期，我甚至试过戴上一副带有透明镜片的假眼镜，借此扮出几分和蔼可亲的气质。“你知不知道，戴上这副眼镜你显得更讨打了？”玛戈说道。我赶紧扔掉了眼镜，又露出一抹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