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有些人不到35 岁就已经油枯灯灭（顺便说一句，这个隐喻指的是热度除了具有速度之外，什么都没有）。在挪威，从1999年到2000年，因为亚健康请假的人数占了12%。按照首相的说法，为了证明2001年削减国家财政预算的合理性，如果政府把病休假和临时伤残抚恤金支出降到1998年的水平，国家就可以节约大约10亿挪威币的资金。别忘了，我们谈论的国家只有450万总人口。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40%的美国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压力极大。压力并非在于有很多事要做，而是在没有做好其他事之前，无法做自己的工作。在英国，有30%的劳动力认为他们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在德国，有7%的人因为压力和沮丧提前退休。提早筋疲力尽的人已经明确承认了新世纪面临的文明化疾病。
从工业到信息经济的重心转移与新技术的出现，表明许多工人实际上在逃避“朝九晚五”的惯例。他们的工作地点可以在家里、飞机上（或者更有可能是在等待延误的航班时）、公园里或汽车上。待在工作场所已经不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他们也许不再需要准时上下班，但是却被要求能够随时在线。
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人使用的抗压抑药物及相关物质增长显著，斯内特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已经注意到了此事。1988年，美国有1.31亿人开过精神刺激类药物的处方；1998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33亿。这一年，光是“氟西汀”这种药物就有1000万患者使用。此外，还有数百万的北美人服用草药和其他非处方的刺激类药物（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命），以便提高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病学家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推测，美国经济坚定乐观的特征以及金融冒险现象反常的传播，都与相对便捷的互联网工程有关。最直接的事实是这些物质使人们不再惧怕与焦虑。从1992 年到现在，氟西汀的效果能够一直延绵不断吗？几乎不太可能，但内瑟的观点并非毫无意义。
工作与休闲的区别正在消失，工作占了上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家里工作和远程工作的概念刚刚出现时，雇主们还担心会失去对工人活动的控制。或许，他们会怀疑员工们不工作，而是躺在沙发上喝啤酒并观看肥皂剧，并认为新的工作机会必然会弱化对员工的直接监管。20世纪90年代晚期，其他方面的焦虑更能切中要害。新的工作方式的确很有灵活性，但不可避免地消除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线。在平等的基础上，最普遍的速度原则表明快者胜过慢者；若在特定的位置，则需要适度的想象能力才能看到劳动胜过休闲。这样，人们事实上就会一直“在工作”——如果他们期望如此或工作性质要求如此。
希望员工任何时候都处在潜在的工作状态，是目前新工作的重要维度。完全的实用性具有感染力。当某些公司或员工开始这样做时，其他人就不得不紧跟，否则就会失去竞争优势。我的报道人告诉我说，他在公园里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与他6岁的儿子踢球。这个男子在玩球的半个小时内，耳朵上戴着的移动电话耳塞一直没有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