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不幸中的万幸，我遇到了绵阳来的心理救助志愿者们，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找到了组织。我说我在学校学过心理辅导，于是组长让我加入到心理救助的行列中。他对我们再三交代：“一定不要吃灾民的粮食！一定不要喝灾民的水！一定不要要求住给灾民的活动板房！”这么郑重的交代，让我有点疑惑。原来，从地震后的第二天起，就有无数热心的志愿者，或者个人或者组织，纷纷涌入北川。他们很多连非专业都称不上，只能说是完全业余。来了之后做不了什么，却占用着宝贵的粮食、水和栖身之所。难怪这里的灾民对于嚷着来救灾的人不热情不友好！难怪那位大伯一听我是志愿者，就用无奈的语气对我说，让我别帮倒忙了！
我加入到心理救助组后的当天，就跟着他们参加了给北川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做的心理辅导。学校的校舍早已是一片废墟，学生们都被统一安排在救灾的大棚里，继续上课。
地震当日，教师们并没有先跑，而是积极组织学生逃离。不幸的是，尽管教师们奋力抢救，仍然有学生伤亡。为此，不少老师都很内疚，产生了心理障碍，甚至有的老师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看到他们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很多老师身上还打着绷带，伤痕清晰可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更多学生的心理阴影。这两天里，我慢慢体会到，什么叫作物质家园重建容易，心理家园的重建才最艰难。
心理救助站的大部队两天后离开了擂鼓镇，要挨个去别的灾区城镇做心理辅导。但是我留了下来。我找到了我可以在这里帮助别人的方式。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成都的老师。我们留在了临时安置的中学上课点里。我明确地告诉校长，我不需要他们提供吃住，只要晚上能睡在白天上课的帐篷里就行。白天辅导学生数学、语文，晚上给他们做做心理疏导。
我是三个人中最不专业的，可我用我的认真、倔强、独立和真诚让他们接受了我。两天后，老师和家长们开始亲切地叫我小王，学生们围着我叫姐姐。他们也开始分给我炒好的食物。我每次只吃一口，剩下的都吃压缩饼干。
到了6月初，我和几个老师开始尝试着让他们回忆当时的场景。我记下了他们写下的文字。这也是我在北川为数不多的日记之一。
那些让我看得心疼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