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不寻常，但又十分寻常：美国将这种风格赋予她的人民，而且一直如此。我父母用这种借鉴来的美国遗产、这种自我发明来养育我们，但这不是我们印度的遗产，那个他们大体上尽力维护的遗产。美国生活的这个层面，按照传统印度价值观是不允许的。父母教育我们像印度人那样尊敬老人，像印度人那样为家庭牺牲，不让我们沾染美国的消费成瘾。但是他们也反复教育我们要塑造自我，走自己的路。他们不像别的印度父母那样强迫我们当工程师或医生：这么做会剥夺我们的自由，而自由正是他们日益欣赏的东西。他们不会为我们选择印度裔美国人青睐的数学和科学学校，而是提倡心灵解放、教授绘画和历史以及文学的私立学校，让我们感觉自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好多种生活方式可以选择，而这正是他们童年所欠缺的。高中时，我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沉迷于小说中诱人但前途并不光明的自我创造，这是其他印度父母万万不肯的，而我父母却愿意花钱培养我的这种精神。
所以古怪的是，我现在反倒来印度重塑自己。这种命运无论是父母还是我都不曾想到。有时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感觉被遗弃了，不仅是被我，也是被导致国家兴亡的无形力量。我自己想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离开了那片停滞的土地，如果他们是为我们在西方白手起家创造了新生活，如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节衣缩食，做出牺牲只为让我们的前途更光明，那么现在我又回到了这片他们离去的土地，这意味着什么呢？最初，我眼中的印度是陌生的：陌生的人群，陌生的措辞，探听老家的问题是陌生的，对我的到来缺乏热情是陌生的。我的老观点还没有变——印度是个让人疲惫的经济困难的国家，所以我只看到那些过去见过的东西。事实上，在麦肯锡工作让我看不到印度的艰难困苦。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商业领域工作，我只能接触事情的表面，不能深入并直触印度的真实情况，而这些年来吸引我、激怒我、让我蒙羞的正是这些东西。
后来，写作被证明是一个更好的接触方式。当然，我大学毕业后就将写作梦想搁置一边。但是在孟买生活一年后，我变得不安分起来，这个梦想再度萌发。从高中最后一年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一直在为《纽约时报》撰稿，我珍爱这份报纸。大学一年级时，我曾尝试以印度裔的身份为《纽约时报》撰写稿件，但是没有成功。在印度生活了一年以后，新的机会出现了。《纽约时报》全额收购了《国际先驱论坛报》，将后者变成它的全球版，要在亚洲地区招募新通讯员。我在巴黎和新德里参加过几轮面试，又写了一篇辨析“新孟买”（Mumbai ）和“老孟买”（Bombay ）名称的实习稿，顺利成为该公司现代在孟买的第一个通讯员。告别咨询业，我一点儿都不遗憾。
我一下子投入到新生活中，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比过去还要深入地接触印度。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印度的书籍，周末时我坐在床上看着十几个选题，就好像它们本身就能教给我关于种姓、印度民主、克什米尔、最重要的实业家的东西。我开始学习印地语。我列了一张单子，把我认为应该认识的孟买人全写下来，一个个地去拜访。从我能找到的每一个人那里汲取选题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