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生活不容易，”朱辉说，“‘文革’的时候，人人都互相批斗，我爹每天下班后就进山给领导打野味。他打仗时期当过狙击手，下午进山是他躲避那些政治调查的唯一方式。”
“你们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吗？”
“嗯，我爸我妈是在新疆认识的，我妈是名护士。他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我还有个哥哥。”朱辉从锅里夹出烫熟的羊肉，放到我的盘子里，咧嘴笑着，“但我不是个好儿子！”
“为啥？”“嗬，我连张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我愣住了：这个声线温和，尤其爱讲中国历史故事的朱辉，高中没有毕业？
“我啊，就是太懒了。有一次考试作弊被逮住了，就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可丢了全家人的脸！”
接下来的十年，他在一家棉花厂打工，每天弹棉絮，裁布料。起初他看些小人书，后来对哲学和历史产生了兴趣，便正儿八经地读起书来。二十八岁的时候，他辞去工作，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想到广州做制服代理生意。
“那时候苦啊，”他笑着说，“尤其是，我在广州谁都不认识！”
第一年，他跟另外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住，房间窗户是用塑料布勉强糊上的，屋内蟑螂不计其数。身无分文的日子，他就到菜市场的垃圾堆里捡些勉强还能吃的东西。
“这应该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锅里夹出一片菜叶，盯着呆看了一会儿，“后来终于挣了些钱。但在广州待了几年后，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家。”
他用积蓄开了一家跆拳道馆，就在父亲当年援建的这座城市。
“我当时对跆拳道完全不了解！所以得聘教练。后来生意越来越好，教练的要价就越来越高，远远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
又一次，朱辉面临着选择：放弃，还是坚持？此时，他对跆拳道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上也常常自己对着镜子练习招式。要么关闭道馆，要么努力训练，自己当教练。对他而言，选择的结果再清楚不过：他骑着自行车穿越中国，走访各个有名的教练和道馆，参加培训课程，终于获得了教练资格证。
当时，他三十四岁，比班内的其他同学都年长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