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年仅五岁的资中筠随父母来到了天津。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七十多年过去了，资中筠对当年的小学教育记忆犹新。在她看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已经相当现代化，比现在更符合全面育人的宗旨”。“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资中筠没有来得及参加童子军，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天津。父亲资耀华奉总经理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护保护上海银行的财产。当时资中筠所在的耀华学校（名字纯属巧合，与资耀华无关）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势力暂时进不来。但是正在上学的资中筠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从小学开始就知道我们国家是受屈辱的，”资中筠回忆说，“历史、地理都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内容。老师画地图告诉我们原来中国是桑叶形的，后来就变成了公鸡形的，外蒙古没有了，台湾也没了。”
给资中筠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校长赵天麟之死。这位哈佛大学法律博士，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动辞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出任天津耀华中学（包括小学）校长。由于学校在英租界，日本占领者暂时进不来，他在“七七事变”后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师生高唱中国国歌，而且拒绝日本人改变课本的要求。他还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开中学的学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赵天麟在步行去学校途中被日本特务枪杀。学生们聚集在学校里哀悼他们敬爱的校长，悲壮的气氛充溢在每个学生的心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与英美等国宣战，租界区不再是“孤岛”，日本势力终于进来了，日语取代了英语，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乐课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的势力没有能够大规模地进入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的继任校长软磨硬抗”，资中筠清楚地记得，同学们对学日语不约而同地消极抵制。如果别的课成绩好是荣耀，而如果日文念得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学，结果，学习了4年日语，资中筠只会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