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不能跟着社会情绪走。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至少有一点必须坚持，就是富人、穷人都要保护，经济才能增长，社会才能安定。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30年的和平日子，非常难得。过去有个三年五年就算好时间。30年中有些问题，但是大路线没有太大的干扰。中国人不笨，只要有和平，能够稳定，中国发展起来还是很快的。
马国川：如果这样再发展，再有30年，中国就能够实现复兴。
茅于轼：下一个30年能不能平稳度过是关键。要正视目前的矛盾和问题。各种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全国人民有耐心的、有理智的，懂得过去这30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安排好我们将来这30年。中国发展最主要的一个障碍就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
马国川：政治改革确实有它的风险。
茅于轼：从风险小的地方改起嘛。我不是专家，应该请专家来设计一个逐步放开的路子，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步骤地一步步来放，我不同意说民主是政府的事，民主民主，主要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水平不够，搞不了民主。
马国川：但是有人反过来就说，民主并不是先天性的，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
茅于轼：这是对的，必须在实践中学。老百姓要懂得民主的规矩，慢慢就能实现民主了，在实践中学习，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我说“放”，就是大家有学的机会。
马国川：是一种有秩序的“放”。
茅于轼：有秩序的“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