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改革有什么不足？
茅于轼：我是一个民间的学者，我的印象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改革有什么不足？第一个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我们法治同样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个问题是舆论监督。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存在一些障碍，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第三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儿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马国川：回顾中国改革30年，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您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自由的扩大。国际上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每年都发布，中国香港好几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自由度高，经济增长就比较顺利，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自由多经济增长就好？因为商品和人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使用和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让一个数学家去开刀，你让一个音乐家去种地，那不是糟蹋人才吗？改革以前就是这么回事嘛。现在就不一样了，通过竞争形成自由的价格，通过价格优化了资源配置。如果钱不能自由地变成东西，东西不能自由地变成钱，价格就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就是错误的，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看它有没有经济自由，它的价格是不是正确的。从经济的角度讲，自由帮助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马国川：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价格是高度扭曲的。
茅于轼：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现在有很多争论，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中国确实还有一些不自由的东西，比如说土地、外汇、银行利息率等。所以，有些国家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老实说，哪个国家都有这些问题，美国算是自由的，也有物价管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再说自由对于经济之外的用场。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不自由，人都喜欢自由。问题是，谁妨碍了我们的自由？答案就是有些人有特权，或者说不自由的原因是不平等。世界上，自由度高的国家都是比较平等，没有特权的国家，要是有特权，老百姓就没自由了，他们的自由被大大小小的官僚剥夺了。所以说，自由是一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自由，人得不到发展，自由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改革30年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不断扩大，平等的不断扩大，这一点跟以前比确实非常了不起。
马国川：进步非常明显。
茅于轼：非常明显。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人权的改善。自由和平等说起来就是人权嘛，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变成发达国家，差在什么地方？差在自由上。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走完这段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是继续扩大人们的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